一
    司马光（1019-1086）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他把后半生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资治通鉴》这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的编撰上。《通鉴》采用逐年纪事的方法，记录了中国古代16个朝代、85个国家政权兴盛与衰亡的历史过程，把这期间发生的所有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民族关系事件包罗无遗，而且在历史事实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过程中，创制了科学的历史编纂方法，这就是“据事直书”。他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①《春秋》笔法强调在一字上见褒贬，就是把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直接表现在叙事中。这种笔法的弊病正象章太炎批评的那样：“盖以一人之私意为予夺也。”②司马光有意识地采取冷静、客观的态度，力避把自己对历史上的人、事好恶观点强加给读者。陈垣在论到《通鉴》书法时说：“《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时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③这是深得司马光之意的。
    为了做到“据事直书”，前提条件是所据之事必须真实。而为了求得事实的真实，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把主要精力花费在史料的考证上。《四库全书提要·通鉴考异》写道：“高似孙《纬略》载：‘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期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司马光把他在编撰《通鉴》过程中所依据史料的出处、不同史料记载的差异以及他最后采定一种记述的理由，汇编成《通鉴考异》30卷。《通鉴考异》所引用的参考书达359种之多，④既是《通鉴》的注释文，又可看作一部古代史资料集，为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诞生那天起，即得到史学界的极高评价。宋代以前，史籍中所谓的“正史”专指纪传体的朝代史。编年体史著出现很早，但一般不受重视。正象清代学者王鸣盛所说：“编年一体，唐以前无足观。至宋有《通鉴》，始赫然与正史并列。”⑤《通鉴》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它不仅开创了《通鉴体》这种新的史著体裁，而且在史学思想和著史原则等方面提出了足资仿效和借鉴的经验和范例，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
    当司马光运用科学考证的方法全力以赴撰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欧洲正处在中世纪教会的神学统治之下，社会政治一片黑暗，所谓历史学也充满着神学的胡言乱语，不仅在规模上产生不了与《资治通鉴》相匹敌的宏篇巨制，而且还根本谈不上“科学”二字。
    古希腊罗马是欧洲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存在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和中国的情形一样，欧洲上古史学的滥觞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史学和文学也是混在一起的。古人在他们粗陋的生活环境里，在迷信上帝的同时，也崇拜个人英雄。《荷马史诗》是英雄崇拜的歌谣，也反映了上古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以后人们的历史意识逐渐明确，开始有意识地记载“人类的功业”。欧洲“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开宗明义地说：“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⑥《历史》记述了波斯和希腊的历史以及公元前500年至前478年的希腊波斯战争过程，规模庞大。但希罗多德的历史观念仍然没有脱出神话传说的范围。他是用世俗口吻讲述故事的，整个《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民间故事集。第二卷记述埃及王拉姆普西哈托司藏白银被盗的故事，其机智和有趣，比之《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也毫不逊色。第一卷叙述巨吉斯篡夺吕底亚王位的过程，也是把一场政治性的宫廷政变做了完全世俗化的解释。
    在古希腊时期，能够称得上是“历史”的著作，应该首推稍晚于希罗多德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尽量不记或少记鬼神迷信传说，而以认真的态度去探究历史事件的真相。他自订的著史原则是：“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⑦但修昔底德的局限也正在这里：（1）他对历史事件的记述， 主要依靠自己的见闻，尽管他曾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但个人见闻总是有限的。在古代的条件下，他的所谓“考核”不过是主观的推测而已。（2）在大多数情况下， 修昔底德对事件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所以他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记述过于笼统，基本上都是慨述。（3）修昔底德在书中撰写了大量的“演说辞”。他自己承认这些演说辞都是他的杜撰，并不是现场记录，是他“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⑧。这就根本谈不上有何真实性。（4 ）虽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象希罗多德《历史》写了那么多鬼神故事，但修昔底德也远非无神论者。他记述历史事件，当遇到难解问题的时候，例如“关于伊庇丹努的争端”，仍然要到特尔斐去问“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