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选择历史事实要尽量摒除史学家个人的偏见，而以社会实践效果为检验历史是非的标准，公正展示历史人物的功过。司马光不做出于影射现实的目的而窜改或随意解释历史意义的事情。众所周知，司马光在政治上比较保守，曾把反对王安石变法作为他晚年主要的奋斗目标，但《通鉴》对秦国商鞅变法的记述却相当公正。《通鉴》的记载几乎全依《史记·商君列传》，但对《商君列传》中甘龙、杜挚两人反对变法的十分有力的言论，大部删削，只保留了甘龙的“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一句。把商鞅主张变法的言论，大多引用。变法后，“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司马光虽然也说“商君尤称刻薄”。但对他以信治国，推行变法的做法，还是给以很高评价的。
    3、对历史上比较平庸的统治阶级主要人物， 司马光只选取那些对后人有所启发和教益的事情，据实直书，让事实自显其义。按照历史事实的自然状态（即时间的、逻辑的）来表现事实，事实往往会长久地显示出多方面的意义。例如战国时期的韩昭侯是一个比较平庸的诸侯，但他早年以申不害为相，也曾“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国治兵强”。但这在战国时期不算特出。他的不平凡处在当申不害自恃有功而“请仕其从兄”时，昭侯回答：“所为学于子者，欲以治国也，今将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乎？已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乎？子尝教寡人修功劳，视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将奚听乎？”不徇私请，这是一个有作为之主的正大气魄。读这段史实的人，每人都会从自己角度领会其含义。当然韩昭侯的聪明是有限的，晚年更加昏瞶，竟在秦拔其宜阳又逢国内发生旱灾的时候“作高门”，劳民伤财，不得其死。那就是另外的含义了。
    注释：
    ①（23）《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臣光曰》。
    ②《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论》。
    ③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
    ④陈光崇：《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载《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王鸣盛：《蛾术编·宋以后史学有五》。
    ⑥［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67页。
    ⑦⑧［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谢德风译， 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7页。
    ⑨［英］荷·怀特：《罗马史（英译本）序言》，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页。
    ⑩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11）詹姆斯·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5页。
    （12）［法］亨·伊·马鲁：《历史知识》，王养冲译，见《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以下简称《文选》）。
    （13）《汤因比论汤因比》，金重选译，见《文选》第13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9页。
    （15）［英］爱·霍·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1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五《刘道原十国纪年序》。
    （17）司马光：《稽古录·论序》。
    （18）（20）《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
    （19）（21）（25）《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卷一九九、卷二五四。
    （22）［美］卡·贝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王造时译，见《文选》第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
    （24）《文集》卷六十一《答郭长官纯书》。
    （26）贝·克罗齐：《作为自由史的历史》第19页。
    （27）［英一奥］卡尔·包勃尔：《历史有意义吗？》，王造时译，《文选》第155页。
    （28）（29）《资治通鉴》卷一九○、卷一九一《考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