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时代的史学，大略不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窠臼。阿庇安的《罗马史》属于希罗多德《历史》的国别类通史，李维的《罗马史》、塔西佗的《编年史》、《历史》属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样的编年体历史。它们的共同特点是：（1）均以战争为主要记述内容。（2）均为个人著述。 尽管他们有的是历史事件参加者（如凯撒的《高卢战记》），其他人也都注重调查采访，核实史料，有的并能尽量利用一些碑志及文献资料，但这些著作仍然只能说是私史，局限性很大。（3）由此产生它们作为史学著作最大的弱点，就是传说和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他们都很注重修辞，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但在细节上都缺乏准确性。英国罗马史研究家荷拉斯·怀特曾指出过这一点，他说：“根据近代批评的准则，准确性是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首要和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在古代世界不是这样的。与事实一般的符合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古代作家的目的是著作一本有兴趣的书，或者替他所怀抱的政治理想或道德原理提供一个背景。”⑨这种故事性叙事体例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哲学家争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东西方史学在开始阶段的状况虽然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公元1世纪以后基督教的兴起，欧洲早期史学中求实的科学精神被压抑了，代之而起的是荒诞的教会史学。罗马帝国大主教奥古斯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双城”理论：他依据《圣经》的记载，认为在人类之初就存在一个供天使居住的“上帝之城”和为堕落的天使建立的“魔鬼之城”，人类的历史就是走向“双城”的过程。他也有论证，例如奥古斯丁为了要证明犹太的先知比埃及人考察天文的年代更古，竟说：“上帝造人类距今不过六千年，埃及人考察天文怎么会有十万年之久呢？”⑩他用神话故事来反驳科学考证，给科学史留下了笑柄。
    教会史学把欧洲人的历史观念引入歧途，使中世纪的欧洲史学几乎成为一片空白。关于此点，美国史学家詹·鲁滨孙有深切的论述。他说：“到了奥古斯丁的弟子奥罗修斯，他抹煞了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的一切伟大成就，把这些国家的历史看作是崇信异教的人们的罪恶史。他奉师命，著了七卷《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他的目的在于驳斥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们的说法，即自从罗马人放弃了古代的神道，他们所受的苦痛，比其他人们更为深重。奥罗修斯勇敢地起来宣称：与此相反，在基督教没有出现以前真正的灾难早已降临人间。他为了证明这一点就把古代史中的战争、瘟疫、饥馑、地震、水灾、火山爆发、雷电、风雹以及由罪恶而生的种种可怕的灾害的实例，集成一部著作。从此以后，他这部书被用来作为当时世界通史的标准教科书，达千年之久。”（11）
    欧洲科学的史学的兴起，是以19世纪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为标志的。兰克极力扭转古代文艺的和神话的史学，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用科学的方法广求博证，强调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据实直书”，努力再现历史真实。他在史料考证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撰著的《拉丁日尔曼氏族史》和《罗马教皇史》等都堪称为近代史学的奠基之作。西方史学家公认，“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到19世纪才完成”（12）。但是，兰克的活动时代比司马光整整晚了8百年。
    三
    兰克的直接影响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实证主义者坚持把历史当作科学，强调历史的任务首先是确定事实，然后让事实自然得出结论，即所谓“让事实本身说话”。法国史学家富斯特尔有一句著名的话说：“不是我讲历史，而是历史通过我讲。”代表了这一派的精髓。
    与兰克和实证主义史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是历史哲学派。他们努力探讨和试图解释人类过去历史发展所显示出来的规律和趋势。由伏尔泰开其端，以后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等人都写过历史哲学著作。进入20世纪以后，历史哲学的内容颇杂，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兰克和实证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历史是什么？”问题的。在这方面，由于他们所能读到并以之发议论的史著都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能够让人们说：“这就是历史”，所以他们的议论就难免不得要领。互相之间不断诘难，各种观点，各种流派层出不穷，但到底什么是历史？历史著作应该是怎样的？仍无法得出大致统一的意见。通过争论，人们对历史的定义、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相对性、历史的现实意义等等问题都加深了认识。但考察这些争论，使人感到，西方史学家之所以难以得出一个大致统一的正确见解，除了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的差别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欧洲史学史上没有产生一部象《资治通鉴》这样成功的、具有典范性的历史著作，作为人们讨论问题的对象性基础。不少历史哲学大家对此深感缺憾，甚至感到没有信心。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曾说：“假如历史学家是诚实的，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又擅长反省的艺术和心理分析，他肯定会尽一切努力去写一部没有偏见的历史。但是即使如此，我相信他最多也只能获得部分的成功。”（13）西方史学家们各自攻击的已有历史著作的弱点，都是确乎存在的。那些历史著作总是顾此失彼或者彼长此短。它们在处理史料、历史的真实性、历史解释等方面都有严重缺欠。它们没有给人们提供一部翔实可靠、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著作，没有教给人们正确的编纂历史的方法。研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解决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中的一些难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