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鉴》是继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后所作的明代编年史。作者夏燮，字谦甫（嗛父），一字季理，别号谢山居士、江上蹇叟，生于一八○○年（清嘉庆五年），卒于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安徽省当涂县人。他的父亲夏銮是一位“学宗程朱”的学者，伯兄炘也是“学兼汉宋”，仲兄烱、叔兄燠都是精通诸经注疏、声韵之学的研究者①。夏燮本人除了精通音韵之外，“兼深史学，留意时务，持论宏通”（《清儒学案》卷一五五，《心伯学案》）。他们一家都是读书治学的人，并且“自相师友”，互相影响，可谓家学渊源。
    夏燮于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中举人，初任青阳训导，一八五○年任直隶省临城县训导，一八六○年参加当时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其后，官江西永宁县知县等，《明通鉴》便是署这一官衔的。他写了很多书，除《明通鉴》一百卷外，尚有《五服释例》二十卷，《述均》十二卷，《中西纪事》二十四卷，《粤氛纪事》二十卷；又校勘明《陶安学士集》、吴应箕《楼山堂集》、《国朝汪莱算学书》、《校汉书八表》等，俱刊行。没有刊行的有《明史纲目考证》、《明史考异》、《谢山堂文集》等书。
    一、冲破“钦定《明史》”的束缚，以编年体经纬有明一代史事
    夏燮是鸦片战争后系统地研究明史的第一人，他之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和当时的社会情况及其本人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紧接着，美、法侵略者也跟踪而至，趁火打劫，分别胁迫清廷与它们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一步侵入中国各地，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九三页。）早已暮气沉沉的清朝统治阶级，更深刻地暴露了它的腐朽无能。阶级矛盾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也更加深化，使乾、嘉以来紧张的阶级关系更加激化，人民反抗清贵族统治的斗争已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鸦片战争前，执掌着朝政的清贵族虽然基本上是联合汉族地主共同统治中国，同时，清贵族统治集团对汉族地主官僚又怀着极大的戒心，对他们的权限不仅作了各种限制，而且每每采取排挤的政策，限制他们势力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清贵族的势力日趋衰落，对汉族地主官僚由限制排挤转而为依赖和依靠，对汉族地主势力也无力控制而逐渐松弛了。社会如此急剧动荡和变化，人民群众的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不能不在思想领域中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清代的文化界，在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学曾盛极一时，许多知识分子在清王朝的高压与笼络下，埋头故纸堆中，不问世事，穷年累月地一味从事古代典籍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史学的研究和编撰，却长期地陷于停滞，其中尤其是对明史的研究被视为禁区，几乎无人敢于问津。其原因是由于从清初顺治十八年起，一直到清中期乾隆年间，文字狱从未停歇过，而私撰明史，就是其中的主要罪状之一。在清廷的严酷摧残下，明史的研究受到严重的戕害。另一方面，清自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着手《明史》修纂，一直到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成书时止，首尾用了九十五年。在清廷诏谕严格规范下进行编纂和修改的“钦定明史”颁布后，就奉为官方的权威性著作。尔后，不仅是《明史》的本身，而且凡是清廷主持的大规模典籍的编纂，有关事例都得以本书为准绳，有关内容都得以本书为皈依。在清廷文字狱的淫威下，长期来，学者都恪守官书，对这部钦定《明史》，即使悬诸国门，也是千金无人敢易一字的。
    鸦片战争前后，在社会危机日益深化，清贵族统治政权日益腐朽，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活动又步步紧逼的形势下，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占统治地位的汉学与宋学的羁绊，揭起“经世致用”的旗帜，把视线转向社会现实。在史学研究上也逐渐摆脱乾嘉考据学的束缚，开展对元史、西北地理、清史诸方面的研究，对钦定《明史》也敢于公开议论批评了。如魏源通过地理沿革的考辨，提出“《明史》之外国沿革，无一不谬。”（《西南洋·南印度海中锡兰山岛国沿革》，《海国图志》卷三）并且申明，他之所以予以考辨的目的，指出其中的谬误，是为了给《明史》“以祛正史之污，并以祛后来诸国之惑。”（《西南洋·北印度以外疆域考》，《海国图志》卷三三）这无异向人们公开宣称，一向不准碰一碰的钦定《明史》是有错误的，必须重新进行研究，予以纠正，以免谬种流传。
    夏燮对《明史》的看法，首先认为参加《明史》编纂的人，“半系先朝遗老，亡臣子孙，其中或以师友渊源，或因门户嫌隙”，不可能写出符合明代史实的《明史》来。他说：“近阅明季稗史，参之官书，颇有《本传》所记铮铮矫矫，而野史摈之不值一钱，亦有野史所记其人之本末可观，而正史贬抑过甚者，岂非恩怨之由！”又说：“若谓野史不可信，则正史何尝无采自野史而折衷者，安见登之正史遂无传闻之误乎！”（《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他认为野史中存在的错误是容易辨识的，因为“野史之原于正史，正史之本于《实录》，明人恩怨纠缠，往往藉代言以侈怼笔。如《宪宗实录》，丘濬修隙于吴（与弼）、陈（献章）；《孝宗实录》，焦芳修隙于刘（健）、谢（迁）；《武宗实录》，董玘修隙于二王（王琼、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辩，十之一二耳。至如《洪武实录》再改而其失也诬，《光宗实录》重修而其失也秽。”②编撰《明史》所依据《实录》的情况是如此的。而初稿的实际编撰和审定者是万季野，万卒后由王鸿绪续成和修改。“季野当鼎革之际，嫌忌颇多，其不尽者，属之温哂园，别成《绎史》。”可见《明史》在修纂时，就存在很多问题，后来修改时又“多不能辨，率以窜改之《实录》阑入其中，殊非信史。”由此可知，《明史》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