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夏燮对张居正的评价，虽然引用了《三编》的评语作为自己的看法，但更应该看到夏燮在《明通鉴》中记载张居正有关的事实时，采取了“叙而不断”，“直书其事而得失劝惩寓焉”的办法。从记载张居正的有关史实中来看对张居正功过得失的肯定或否定。
    另一方面，夏燮对明朝君主专制主义的严刑峻法，也十分不满，他收集了许多《明史》和《三编》中没有记载的史实，按年月编入《明通鉴》中，并加以评论。如洪武四年三月条载刘基谏朱元璋减缓严刑峻法时，他评论说：
    “观太祖惩元宽纵失天下，当时臣下，多以峻法绳之。故元年王忠文之上书也，曰：‘上天以生物为心，春夏长养，秋冬收藏，其间岂无雷电霜雪，然可暂而不可常。若使雷电霜雪无时不有，则上天生物之心息矣。’刘文成（即刘基）之致仕也，上手书问天象，条对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呜呼，二公所论，岂非仁人之言哉？而卒不能止太祖晚年之诛戮，岂太祖之明反出齐景下哉？毋亦狃于其自用者专而虚受之意少也。”
    又说：
    “观太祖当日召对元臣，谓‘以宽失天下，吾未之闻’，及手书问天象，则谓‘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何其言之相反也！盖为子孙之远虑，欲遗之以安强。重以勋旧盈廷，猜嫌易起，而不嗜杀人之志，惜未能始终以之。若使如二公之言，培养元气，感召天和，安知不足以弭靖难之变哉！”（卷首《义例》）
    对朱元璋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夏燮是通过史实多方加以揭露和论列，认为严刑峻法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实施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依赖它来维护和巩固统治政权是不可能的。他说：“夫去杀期以百年，兴仁俟之必世，自古渐仁摩义之主，犹恐浃于天下，不能得之于其身，况积其威约之势而欲遗子孙之安，诚未见其可也。”（卷七）这虽然是在论证明史，但是也在以这一事实告诫清统治者，靠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是不可能“遗子孙之安”的。
    对明中、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情况，夏燮罗列了当时臣僚奏疏中的许多话，来说明其时的情况。如严嵩、仇鸾以及宦官的暴虐，《明通鉴》中按年月增载了许多事实。嘉靖二十年，他在“上经年不视朝，日事斋醮，工作烦兴，严嵩等务为谄谀”的记载后，引杨爵奏疏中的话说：“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且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坏极矣。诤臣拂士日益远，而快情恣意之事无敢龃龉于其间，此天下大忧也。”（卷五七）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己巳，“建内府营，上以营制既定，命改旧内教场为之，以操练内侍。”夏燮引《三编》《发明》的评论，作为自己的见解，说“明之末造，营务尽领于中官，而宿卫禁军之制渐就隳废，史称内臣之势，惟嘉靖时为少杀，乃忽创为内府营以练诸内侍，实则惩于庚戌之变，京兵不足御敌，而为此苟且之计。夫兵之怯弱，由于将帅非人，改弦而更张之，岂无良法？区区内侍，即使简练有方，又岂足以厚拱卫备寇警？徒使阉侍习兵，贻患来世。”（卷六○）内侍权力的增大，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产物，是皇帝利用亲信（内侍）作为加强君主专制的手段。夏燮反对内侍权力的增强，事实就意味着反对君主专制。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病死，以徐阶为首的一些人欲借此时机革除一些弊政，以世宗的名义载入遗诏中，俾继位者得以实施。但遭到了同列高拱、郭朴的反对，郭提出“徐公谤先帝，可斩也”。夏燮引《三编》的话评论说：“观徐阶所草诏，犹能切中当时弊政。为高拱、郭朴者，自当赞助其成，何至以己未与之故，而遂生忌嫉，……甚至数年后拱专国政，一切尽反阶之所为。而启其衅者，实为郭朴一言，朴安得无罪哉！”（卷六三）
    明末崇祯时期，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已发展至最高潮，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于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三月已揭开。这一时期的史实《明通鉴》也记载得较多，尤其是统治集团为抢救政权的各种建议、活动以及对弊政的揭露，都作了较详的记载。如在崇祯三年十二月，增田赋条下，追记了“户部尚书毕自严，以度支大绌，复列上十二事……括河滨滩荡之租，覈京东水田之赋，开殿工冠带之例，上悉允行，而兵食犹不足。”又载这时兵部尚书梁廷栋的话说：“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指出“今日民穷之故，唯在官贪”。认为加派加赋的政策如不改变，其结果必然形成无地非兵，无民非贼，刀剑多于牛犊，阡陌决为战场，其前途是不堪想象的。
    另一方面，对明代一些重要的政治争论，夏燮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世宗初年对自己的本生父亲议加尊号的议礼问题，是统治集团各派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对此，他认为“大统之干，在帝与不帝之分，非皇与不皇之异也；帝则未有不皇，而皇则容有不帝者”。提出加皇于“帝”之上则“皇”是专称，如果殊“皇”于“帝”之外，则“皇”是通称。故皇考、皇妣可以通用于所生之父母，若以“帝”“后”尊号而追崇其不为天子的父母，则自开创之天子外，没有这样的事例。他引证蔡邕《独断》中的话说：“汉高得天下而父在，上尊号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后来的汉宣帝、光武帝都不敢加尊号于祖父，汉殇帝追尊所生父清和王为孝德皇，桓帝追尊所生父蠡吾侯为孝崇皇。以这些史实作为他反对世宗追尊其父为皇帝的立论依据。他批评大臣杨廷和等对上述问题不敢力争，而徒较量于皇字之有无，迨至争“考”争“皇”不得，乃议加“本生”二字。他认为这是添足续胫之赘文，因之希旨进谀者，反以为自外其亲之词，于是激而称“皇考”、“皇帝”，与继体之祢先君无异矣。乃至最后激而去‘本生’二字，导致出现考兴献，不考孝宗，而黜孝宗为皇伯的错误。他评论说：
    “夫以孝宗为伯父，是臣之也。非但臣之，向也以考孝宗而兄武宗，遂使武宗无后。今又以考兴献而伯孝宗，遂使孝宗亦无后。何者？世宗而后兴献，则将使兴献上为宪宗后，而孝、武两朝之世次俱灭，此则议礼之大变，国家之奇祸。一时杨慎等三百余人，大呼高孝皇帝而哭于左顺门者，诚以有明一代之统至此几绝，而世宗入为天子，若汉、晋之分为东西，宋之分为南北，所谓统绝而复续者，岂不可为痛哭哉！”（卷五一）。
    明末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也是官僚集团间展开斗争的主要方面之一。夏燮认为“三案者，天下之公议”，但是记载三案的《三朝要典》一书，却是出自内侍逆竖之手，故倪文正说它是宦官魏忠贤的私书的结论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三案的事实。问题是对《三朝要典》史臣如何论断，因为当日张差的口供，法司原谳，具载其中，故《明史·王之宷传》全录其词，是具有深意的。夏燮的结论是“与其毁之以资逆燄之扬灰，曷若存之以作妍媸之对镜也”（卷八一）较为妥当。
    鸦片战争前后，自然科学知识进一步发达，但是，夏燮仍然坚持传统的所谓借神道以设教的观点，可看出他的识见有些方面不免陈腐狭隘。如司马光《通鉴》竭力避免语怪，夏燮在《明通鉴》中却杂有很多关于灾异和鬼神的迷信记载。如洪武十三年六月丙寅，《明通鉴》载：“雷复震奉天门，上避正殿，省愆。”他认为这是由于“尊贵罪所不加，圣人因天地之变，自然之妖以感动之”，并评论说：
    “盖五行之气，乖则致戾，人自召之，天何与焉！观于十三年之震者二，正胡惟庸之狱后事，二十六年之震者一，正蓝玉之狱后事。是二人者，皆以谋逆诛，宁得谓太祖用刑之失！而二狱之株连三万余人，死于狱者不知凡几，死于桎梏箠楚之下者不知凡几，而诛戮其显焉者耳。阴气郁而阳不得宣，则激而为雷，岂非感伤和气之所致哉！”（卷七）
    将自然现象如打雷之类，视为灾异告警，上天垂戒，说在洪武三十二年的一段时间里，“雷之震宫门者凡三，震殿者四，而震谨身殿者三”，提出这是“何天独警太祖之深也？”处于近代社会开始阶段的夏燮，顽固坚持这种观点，可见其受正统史观束缚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