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通鉴编年体例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明通鉴》在体裁上虽承袭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有明一代的历史事实，它不仅继承了通鉴编年体例的史学传统，而且在编年体例上有所发展。他说： “温公《通鉴》，汇正史之本纪、志、传，合而成书。朱子因之，修《纲目》以法《春秋》，纲则孔子之经，目则丘明之传也。”但是，他认为这种编纂体例是有缺点的，因为《纲目》体以书法为主，而对于时间相隔不远的历史事实，多汇集在目中，中间系以“先是”、“至是”及“初”字、“寻”字之等，而对时间相隔较远的，则递著其年月而统系之一纲下，故其书法严而对史事发生时间的先后则不甚严格。因此，它在体例上虽然仍属于编年体，但和《通鉴》记载史事严格按时间的先后相比较，情况是不相同的。夏燮认为《通鉴》主要着重于记事，因而对于史事发生的时间在记载上必须严格，其方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严格地按年、月、日的先后次第记载。他说：“今撰《明通鉴》，以此为第一事，盖系年、系月，编年之专例然也。”（卷首）
    但是，他又提出如果完全按照《通鉴》的办法编撰《史书》，还是存在着问题的，因为“正统改元”，须要“先明授受”。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得天下，虽然是取之于元，但不是受之于元，其情况和宋太祖赵匡胤之受周禅是完全不同的。他以汉高祖刘邦纪年的史实为例说，“汉高之即帝位在五年，而元年至霸上，秦王子婴降，则亦有所受之矣。汉时无建元事，乃以子婴降之年为元年以继秦统，此史例也。若明太祖，自元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年）归郭子兴，越十五年始即帝位建元，又七月始克元都，中间起兵拓地，节目繁多，非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之下所可追叙者。”因此，他对通鉴的编年体例作了一些改进，将有明一代历史分为《明前纪》、《明纪》及《附编》三大部分。《明前纪》的时间，始于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年），终于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年）。他说：“凡此皆以元纪年，非关涉明事者不书”。自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至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一段的历史事实为《明纪》。《附编》自崇祯十七年五月清兵入京师，福王建立政权于南京起至一六六四年止。他说这样做，是由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我大清兵入京师，福王称号于南京，逾年明亡，《三编》、《辑览》仍存弘光年号二年五月之前，乾隆间复奉诏附《唐桂二王本末》于《辑览》后。今谨遵其例，列为《附记》于大清纪年下。别书曰‘明’，以存闰位也：不曰‘纪’，以非帝不纪也。凡此皆取关涉明事者书之，亦别为卷目。”（卷首）
    夏燮明确地指出，上述做法是前此《通鉴》未有之创例。他就是创用这种新体例，把南明时期的历史事实，尤其是抗清斗争的事实，完全网罗在《附编》中，使其与明其他部分的历史联成一体，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明的正统，纠正了清贵族统治者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不准研究和编撰这一段历史的严重缺陷。由于他长期的努力，致力于搜集南明时期的有关史实，尤其是抗清斗争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使我们对南明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当时的抗清斗争情况有较具体的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明时期历史事实的收集和编撰，有助于唤起人民奋起向清贵族的反动腐朽的统治展开斗争。
    夏燮又说：“温公《通鉴》，以所受者为正统，故于汉建安二十五年之正月，即去汉统书魏黄初元年（是年十月始受汉禅），朱子谓其夺汉太速，予魏太遽。《纲目》虽以正统予蜀，而用分注例，遂为后世史法。”他说他也采用分注例，按照《御纂通鉴纲目》的办法，用一岁两系之例。所以洪武元年仍首书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而分注洪武元年于其下，直至闰七月元亡以后，乃以明统为正。南明部分的历史也是依照“圣谕，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以后，始纪顺治元年，其福王立于南都，仍从分注例，逾年五月始去明统，以示大公。今撰《明通鉴》，谨遵此例。”（卷首）他以这些理由为根据，力图说明：“于明自福王以后鲁、益诸王，亦从例概不书伪，而诸臣将吏，亦不没其残明所授之官。惟李定国自附桂王后，尽瘁边陲，讫无异志；而郑成功窃据一方，犹拥明号；即李成栋父子，托名反正，终于一死，亦似较金声桓、王体仁差胜一筹；今革其爵号，书其姓名，仍系之残明下。若孙可望附‘贼’叛明，罪无可宥；而金、王之等，目为叛将，亦复何词！盖《通鉴》取记事而已，固不敢操笔削之权，亦取与《纲目》之例稍别也。”（卷首）
    其次，夏燮又提出，《明通鉴》专记明一代事，自应以明为主，朱元璋即皇帝位，就直书太祖即位于洪武元年正月，而以元至正二十八年入分注中。又如英宗天顺元年，又为代宗景泰八年，而分注天顺元年于其下。夏燮在这种史学体例的基础上又稍加变通，采用一月两系的办法，于天顺元年正月丙戌英宗后纪，而以正月丙戌以前，则书景泰八年，存其年号。至于万历四十八年以后书泰昌元年，出自当时所定，以存光宗之统，《三编》说这一情况和一岁两系之例是不相同的。夏燮进一步说明这是明代一朝之所特有的专例，其他朝代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夏燮编撰《明通鉴》时，参考明人记载和著作，有几百种之多，有时对于同一件史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同异得失之间不能无辨，遂有一事非累幅不能了者。”他采取的对付办法，是“择野史之确然可信者，参之《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等书，入之正文，而以杂采稗乘疑信相参者，夹行注于其下，是即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他说在《明通鉴》内，“采野史者不过十中之一二，而其为世所传而实未敢信者，俱入之《考异》中，其正史有未敢信而删之者，亦入之《考异》中。四库书提要谓温公特创此例，自著一书以明其去取之故，故较之《三国志》裴注又加择焉。”（卷首）
    夏燮继承了司马光考证史事真伪的方法，把不敢深信的史事，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办法另撰成《考异》，并依胡三省注《通鉴》例分注正文之下。这在史学方法上可说是比较完善的。另一方面，他在《明通鉴》中所引证的各种资料，尤其是他撰《考异》所引用的有关资料，今天大部分已散佚，《明通鉴》中所保存的资料，有些是很可宝贵的，为我们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较多的资料。尤其是他在《考异》中，坚持先推历，按时间的先后，找出某些史实的致误之由，除了使我们明了某些史实的真相外，在方法上也可为我们所借鉴。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一些比较开明的士绅和中下层官吏，有其忧时爱国的一面。夏燮“留意时务”，感到清朝国弱民贫的原因，在于清贵族统治者腐朽无能，在于汉族地主官僚不能发挥作用。他从不满于清贵族统治的立场出发，与魏源同时致力于明史的研究。他自称用了二十多年的精力，“参证群书，考其异同”，写成《明通鉴》这部二百万字的巨著，在明史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其中特别是将南明史纳入明史的范畴和体系内，著成一部首尾完备的史书，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南明史进一步受到重视，成为政治思想上反清斗争的一个侧面，对当时的反清斗争起有重要的影响。
    但由于夏燮只凭个人的力量，搜集的史料不可能十分完备，因此该书免不了有许多缺点，特别是因为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坚持旧的封建史学传统和观点，因而识见不免陈腐狭隘。尤其是对农民起义，对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邻邦，都任意污蔑和侮辱。但由于该书较全面的记载了有明一代的历史，而且繁简较为适当，并附有《考异》，便于参考，在明史的研究上是不可缺少的一本资料书。
    注释：
    ①《清儒学案》卷一五五，《心伯学案》：“夏銮，字德音，学宗程朱，笃行，为时所称。伯兄炘，字心伯，学兼汉宋，尤尊紫阳，粹然儒者，著有《景紫堂全书》十七种。仲兄烱，少承家学，兄弟自相师友，治诸经注疏，旁及六书音韵，著有《夏仲子集》。叔兄燠，诸生，精声韵之学，著有《四声切韵表详校》。”
    ②均见《明通鉴》卷首《义例》。以下凡引自《明通鉴》者，均只于行文中注明卷数。
    ③《明通鉴》卷首《义例》：“《纲目三编》于姚广孝之卒特书曰死，恶而贬之也。《通鉴》义不主褒贬，故勋戚、大臣、宰辅、七卿，亦多系其官于姓名之上，若权奸误国之诸臣及庸碌无所表见者，或罢或卒，虽不书其官无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