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怀念明朝汉族地主政权，表彰抗清的封建忠节思想
    夏燮的强烈爱国思想，在其另一著作《中西纪事》中表现极为突出。而他怀念明朝汉族地主政权的思想，则贯穿在《明通鉴》全书中。万历后期，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明不断发动军事进攻，直至灭亡明朝。在记述这些战争时，夏燮站在汉族“爱国”的立场上，对明表现出无限的同情和支持。在《明通鉴》的字里行间表露出他是支持明朝抗击清兵入侵的战争的。如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年）清兵侵入至北京附近，京师戒严，诏宣大总督卢象升率兵入卫。《明通鉴》载卢象升至武英殿见帝时，说：“‘臣主战’。上色变，良久曰：‘和乃外廷议耳’。象升因奏备豫形势甚悉，上壮之，而戒象升持重。”（卷八六）并命与主降派杨嗣昌、高起潜商议。之后，又载杨嗣昌、高起潜为削减卢象升兵力，一再调走他所统辖的军队，使其所部不及二万人。载卢象升斥责杨嗣昌沮师不准抗清的话说：
    “‘公等坚主和议，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长安口舌如锋，恐袁崇焕之祸立见。’嗣昌颊赤，曰：‘公直以上方剑加我矣！’……嗣昌曰：‘公毋以长安蜚语陷人！’象升曰：‘周元忠赴边讲和，往来非一日事。始于蓟镇监督，受成于本兵，通国闻之，谁可讳也！’”（卷八六）
    不久，卢象升战死，杨嗣昌派人察其死状，察者归，言“象升实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张目曰：‘天道神明，无枉忠臣。’于是天下闻之，无不欷歔恚嗣昌矣。” （卷八六）。这些话，对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揭露无余，同时也可看出他同情主战派的立场。
    夏燮对明末抗清的封建忠节之士，也极力表彰。在他没有编撰《明通鉴》前，即校证吴次尾《楼山堂集》，并编撰了《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吴次尾是明末复社的领导者之一，明亡后，清兵南下时，他在家乡安徽组织义兵抗清，后被清兵俘虏杀害，据说他在英勇就义时不去明朝衣冠，“其受刑处血迹洗之不去，持其首入国门如生，历三日不变，观者咸异之。”在年谱中对吴次尾充满着同情和敬意。
    对于明末抗清志士的事迹，他认为《明史》和《三编》记载极少，遗漏太多，在《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中，明确地提出：
    “甲申之变，正史语焉不详，所记殉难诸臣，亦多遗漏。宜博采《北略》、《绎史》、《绥寇纪略》及甲申以后之野史，必使身殉社稷之大小臣工，悉取而登之简策，以劝千秋忠义。”
    他一面说：《明史·忠义》一传，于封疆死事及甲申前后殉节诸臣，详加采摭，著其事实。中间牵连附录，多至数十人、百余人不等。“钦定《明史》”成书后，清廷又下令编撰《通鉴辑览》及重修《三编》，后又撰《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肯定其这一方面的成绩。另一方面又指出明末的忠节之士除《明史》所见者外，散见于《大清实录》、《一统志》、各省《通志》，多至三千六百余人，这些人都是《明史》所没有记载的。他叙述清代官书逐渐搜集明末忠节之士的有关资料的经过说，重修《三编》时其人数较《辑览》时增多数倍。后又续辑《唐、桂二王本末》，又较前修之《辑览》逐渐加详，遂有《殉节录》，所遗而续补者。如《三编》载甲申殉难之巡视中城御史赵譔，云南人，骂“贼”被杀，乾隆四十一年追諡为“忠愍”，《殉节录》没有记载他的事迹。辑唐、桂二王事时，所记顺治三年在广信殉难的都司刘芳伯以下十三人，四年记太湖地区先后阻兵的镇南伯、金公王以下十五人，俱赐諡入祠有差，但是在《殉节录》中则佚其姓名。他慨叹地说，“然则湮没而不彰者，可胜道哉！”（卷首）他说《明通鉴》所记明季死事诸臣，以《明史》、《辑览》、《三编》为主，参之《殉节录》，旁稽野史，凡正史所不载者，俱附著在《考异》中。
    按夏燮所补辑的所谓忠节之士，在性质上可分为两种，一为对抗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战争过程或其他阶级斗争形式中被杀的官僚地主，夏燮强调他们的“忠”。表彰那些对抗农民起义军的地主分子事迹，其目的是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尖锐尤其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前后，起有鼓励地主阶级对抗农民起义的反动作用，从而表明其地主阶级的鲜明立场。二为在清军入关和南攻时，汉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因抵抗而牺牲生命的忠节之士。关于他们的抗清事迹（主要是地主分子的抗清事迹），夏燮在《明通鉴》中增辑了不少，有些突出的代表人物并作了评论。如评论张煌言说：
    “自奉迎监国后，支持十九年，委蛇于干弱尾大之侧，转徙于蛎滩鼇背之间，中历黄、王之交？{，熊、郑之强死，屠、董诸君子之大狱，零丁皇恐，有人所不能堪者。……直至鲁王之死，灰心夺气，始散其军，其亦可为流涕者矣！
    若夫南田被执，在宁有肩舆之迓，入浙无桎梏之加，其可以求死者亦自易易，而恐委命荒郊，志节不白。故煌言之授命杭城，与文信国之就刑西市，先后同揆。而《明史》不为之立传，宁毋贻刘道原失之瞠眼之讥乎！
    残明自福王以后，遗臣之死事者，楚、粤则何腾蛟、瞿式耜，浙、闽则钱肃乐、张肯堂，而煌言殿其后，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賸水残山之局，其所系岂浅鲜哉！”（卷六）
    这是夏燮在鸦片战争后，清政权日暮穷途，腐朽无能，他从抢救地主阶级统治政权出发，因而搜集明末的抗清忠节之士的事迹，以表达他对清贵族统治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藉此激励汉族人民感情，起来与清贵族统治集团进行斗争。为表明鲜明的汉族地主阶级立场，因而在《明通鉴》中“所载明季殉难诸臣，其书赠諡者，皆明之恤典。”他藉口遵循过去的史例，拒不记载清廷对这些人所加的追赐专諡，说“若《殉节录》所载，皆出自本朝追赐专諡、通諡者，以非明事，故不入，亦史例也。至死封疆，而一时传闻之误，遂为恤典所不及者，如贺世贤之战没，有疑其叛降者，遂不予赠諡；孙传庭没于阵，或言其未死，帝疑之，故不予赠荫；而二人死事之烈，具见《明史》本传中。如此之类，皆入正文，而附著我朝追諡于《考异》中，然非例也。南都赠諡，去取未公，不足为重。而以系明事，故于正祀、附祀之等亦见《附记》中。”（卷首，《义例》）应当提及的是他在搜集明末抗清的事迹时，采集了当时禁书中的许多记载，在史料的搜集范围突破了清贵族统治集团所作的种种限制，使史料较为丰富全面，在客观上，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