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很多。最重要的国内问题，主要则有二个：一个是土地问题，这是当时的革命者所熟知的；另一个便是民族问题，诚如吕振羽指出的：“中国民族问题，从来还没有系统研究过。”[18]因此直到40年代“我们对国内各民族，尤其对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还相当隔膜”[19]。吕振羽说的“从来还没有系统研究过”，当然指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在吕振羽之前，中国民族史早就有过记载。封建社会修的各种正史中，多有关于国内民族史的记录。30年代还出版过多部中国民族史的著作。然正如吕振羽所说：“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大都从侵略主义观点出发；国内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则大都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20]。尤其是当时由陶希圣执笔而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更浸透了大民族主义的毒素，为害甚巨。吕振羽决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于1947年2月撰成《中国民族简史》，同年4月由大众书店出版。
    吕振羽在这部著作中，对自己以往著作中有关中国人种起源和民族问题的一些不妥之处作了修订，并对各种制造民族分裂和不利民族团结的谬说进行严肃批判。关于本书的资料来源，吕振羽在初版自序中指出主要有三类：第一是“自己在工作和行动中的实地接触与调查”所得；第二是“身历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志们的口述”；第三是“在工作和行动中可能搜集到的一些书籍杂志等”文献。本书在资料搜集上采取了文献资料、口述史料与本人亲历与调查所得三结合的方式，这就比仅仅根据文献资料一种能够更加客观地观察问题。根据多种途径所获得的资料，本书认为，人类的起源可以是多元的，但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则是一元的。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观察了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以及维吾尔、哈萨克等数十个民族的生产力状况、社会经济形态与阶级关系演进等历史发展，对之第一次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本书还在有关回族起源与演化，藏族起源于海滨等许多具体民族问题的论述中，取得卓越而独到的见解。吕著《中国民族简史》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从而也使得吕振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
    九在史料学上，吕振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探求历史的第一人
    历史科学的发展，除了社会进步的条件，一是靠历史理论的进步，一是靠新史料的发现和史料来源的扩充。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除了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对整个中国历史过程和若干重要历史分支领域的发展提出的许多开拓性见解外，他在史料学上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他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根据亲历所获资料和有直接民族工作经历的同志的口述史料，纠正了单纯依靠文献史料所得出的一些并非正确的看法等。而他在史料学上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他最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所作的开创性研究。封建社会里，儒学等以神话传说当信史，导致谬说流传。20年代大炽的疑古风，对盲目信古崇古的封建史学的揭露，自有其进步作用，其弊则在缺乏分析洞察的眼光，将古代神话传说弃之一边，以至无人敢于问津。实际上，古代人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很难对历史有真确的认识，他们通过神话传说反映出来的幼稚的以至荒谬的历史认识，从中也透露出远古社会的若干史影，如同吕振羽所说：“在各种古籍中所保留着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不仅能正确的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并且还相当丰富”[21]。对这些资料如果完全抛弃，也就等于放弃了对远古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所以，对神话传说，盲目崇信当然不可取，完全抛开也不是科学态度。针对这一部分史料，吕振羽认为，只要我们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一切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对于史料问题，不惟掺杂在真史中的伪的成分能够分别出去，即伪史中的真的成分，也不难分别出来，供正确的引用”[22]。
    吕振羽以科学家探险的大无畏勇气，力排众议，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提出：“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我们虽不敢完全确定，但它们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实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23]。他对中国古籍神话传说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资料中所透露的历史意义，结合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解，从而整理出了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不仅对疑古史观的弊端作了有力的批评，并且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而丰富的史料来源。正如荣孟源先生所说：“《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第一部书。后人研究中国历史，在古代神话传说方面，是沿着吕先生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