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版序言中自谓：“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他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来把握”。历来的封建史家写的通史著作，其中优秀的自亦有其价值，但实际上只是一些按年代或按人物排纂的资料汇编。一些资产阶级史家对通史的写法，因有了进化的眼光，较之封建史家有所进步，但依然只是按时间顺序从现象上罗列历史问题。吕振羽则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把中国历史发展作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来加以揭示，尽管仍有不够完美之处，其深度显然是以前罗列表象的通史著作所无法相比的。“第二，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自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系统地传入中国，到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除了极少数优秀著作，搬弄原理和抽象论断可以说是通病。这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刚刚传入中国时，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发展阶段。1940年起，当时学界出现“学术中国化”的健康趋向，吕著《简明中国通史》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一样，正是这种“学术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本书不是抽象地谈论唯物史观的原理原则，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密切结合，按照历史顺序，从具体历史事实的陈述中，体现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向成熟的标志之一。“第三，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本书贯穿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根据历史事实，如实而平等地予以介绍，这确实是吕著通史不同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通史著作的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除了吕振羽本人所揭示的上述三点，由于本书上册写于抗日战争，下册写于解放战争时期，故而从基本内容上突出爱国主义，强调历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突出阶级斗争，强调恢复人民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及农民阶级对土地的强烈要求等，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
    吕著《简明中国通史》集中体现了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历史过程研究的一系列创造性贡献，并对过去一些不够成熟的见解作了修订和补充使之渐趋完善，这不仅是他个人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的系统化，并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一起，开辟了中国通史研究的新方向。吕著通史在50年代，还是和范著通史同样受到重视的。60年代以后，由于吕振羽蒙冤，其影响便远小于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了。但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具体考察，吕著《简明中国通史》是中国最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之一，而吕振羽则是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学家，这应当是历史的结论。
    以上是就吕振羽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纵向发展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这种开创性贡献，还表现在他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分支领域所作的开拓性研究中。
    七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发展的开山之作
    在中国，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是郭沫若。他对周易、诗、书以及卜辞、彝铭中思想资料的开创性探索，初步地揭开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纱。而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揭示出整个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的，则是1937年出版的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著作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当时的新生命派和托派，尤其是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些人当时也打着“历史唯物主义”招牌搞思想史，但陶希圣等抹煞各派思想的阶级实质，否认中国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具有很大的欺骗危害性。吕振羽参照马克思《剩余价值学术史》的编著方法，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全过程着眼，根据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实际资料，来剖析和探索从殷商直至明清的中国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他指出：“我的编著的体裁，首先把中国史全过程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社会阶段，把每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个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之各种阶级及阶层的构成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更把每个流派中各个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17]。这比以往仅从形式主义出发去划分思想派别，以及脱离社会孤立地谈论思想，显然深刻得多。
    吕振羽经过研究，把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清理成三条主要线索，即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没落阶级或阶层的政治思想，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吕振羽还指出，依于阶级而分野的各种政治思想体系，又各有其作为认识出发点的哲学基础，由于统治阶级脱离劳动实践而剥削他人，故总是倾向唯心主义的观念论；而被统治阶级由于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他们的思想便不能不在作为认识论的唯物论下面统一起来。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来，这样的划分不一定完全令人满意。因为社会存在的范围，并非只限于阶级，而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而历史思想的内涵也远为复杂。但在30年代的当时，这种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洞察与剖析，却是极为大胆而独具创见的。比起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史著作，显然更为接近真理。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重点在于揭示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却为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最初地清理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发展系统，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开创时期的第一部系统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