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
    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二、三十年代，这又是一个涉及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当时人们认为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新生命派和托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否认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其中个别人承认奴隶制社会的存在，也是从他们的政治目的出发而玩弄的社会学公式，或者只是抓住个别特征所进行的推论，毫无科学性可言。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勾划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他认为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为原始社会的晚期，吕振羽仔细慎重地研究了有关殷代的文献和实物史料，在1933年6月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首次提出殷代经济为“奴隶制经济”。1934年发表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对殷代奴隶制社会说作了初步论证。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则对殷代奴隶社会说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吕振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严肃认真地考察了有关殷代史实，确证殷代不是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器时代，并指出在生产领域主要使用青铜器，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见解，铁器的发明与运用是文明国家产生的前提和标志。吕振羽吸取了摩尔根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发展导致文明社会产生的基本立论，但又不为他们的具体论断所拘。希腊罗马等国因铁器发明而形成文明社会，吕振羽指出：“青铜器在相当的条件下，也似乎有仅次于铁的这种功用的可能”[2]。在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之不劳而食的阶级，易言之，它曾完成了使社会内部之阶级的最初的大分裂的任务，而充任了国家之出现的主要因素”[3]。这在当时是一个力排众议的大胆而杰出的论断。吕振羽还指出，“从文字演进的程序说，甲骨文的文字，并不是所谓象形文字，实际而是已演到较复杂之声音文字阶段的文字”，这种文字乃是“文明时代的象征”[4]。吕振羽还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生产力作基础，考察了殷代的生产关系、阶级分化、政治上层建筑以至婚姻形态，力排时议，确认殷代为奴隶制社会，他写道：“殷代的社会，现下国内的历史家，几于一致的判定为氏族社会。若是用投票的方法可以表决，那我就再没有提出研究的必要了。无奈事实不许我们对感情让步，所以我还是不能不投一张反对票。我所以投反对票的理由，因为殷代不仅有很繁盛的畜牧，而且有很盛的农业；不仅在生产事业的范畴里及其他事务上都使用奴隶，而且有专靠奴隶为生的自由民阶级的存在。在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上已经完全看不见古代民主主义的形迹，充分在表现阶级支配的机能”。“这些特征在甲骨文字和殷墟出土物中，也都能表示出来”[5]。 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吕振羽还结合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殷代为具有东方特色的奴隶制社会。由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隶社会说，稍后便得到翦伯赞、邓拓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赞同。40年代，郭沫若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重新审视殷代历史，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承认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其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殷代为奴隶制社会便得到大体一致的确认，而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正是吕振羽。
    三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
    解放以后，在提到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理论时，人们通常以郭沫若、范文澜并列，将范文澜作为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他对西周封建论的系统阐发，对完善西周封建说，确有重大理论建树和贡献，以他为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并非没有道理。但范老不是西周封建论的首创者，在他之前，已有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过西周是封建社会，而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正是吕振羽。吕振羽的西周封建论和殷代奴隶社会说是同时形成的，也是在1933年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最先提出，1934年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进行初步论证，到1936年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加以系统阐发的。针对郭沫若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吕振羽提出：“西周的社会，虽然还有使用奴隶的事实存在；然在生产领域里，奴隶经济已退出支配的地位，而让渡给了农奴经济；原来的奴隶主，也已如实的让位给了封建领主。所以在西周，奴隶之被使用这一事实，那不过是前代的一点残余”[6]。吕振羽的西周封建说，主要从西周逐级分封土地，产生等级不同的封建领主和花园，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之阶级的属性，较前此奴隶制时代的土地国有之土地所有诸关系，乃表现为一种更高的形态”[7]；当时从事直接生产的主要的被剥削阶级，已经“不是和工具一样的奴隶，而是具有一半人格的农奴”[8]；剥削榨取的方式，主要是封建的地租劳役；至于“政治上之隶属关系，也完全在表现初期封建社会的一种形态”[9]。吕振羽还把中国封建社会独创性地划分为领主制的初期封建社会和地主制的变种封建社会（后来改为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其后，吕振羽又对他的西周封建论不断进行补充修订。解放以后，吕振羽还根据少数民族调查资料的启示，进一步发挥了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西周封建论。自吕振羽首先提出西周为封建社会的见解，不断得到马克思主义史家支持，到40年代，西周封建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已经占了优势。解放后，这一理论仍是中国古代社会分期最有力的主要理论派别之一，虽然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吕振羽在这一学派中的地位不及范文澜，而这一理论派别的创始人为吕振羽，则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