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日报》的特色之一，就是利用合法的传统进行合法的抗争。1938年4月29日的《观察日报》，刊载了黎澍写的一篇社论，题为《保障出版自由》。文中指出：“中国国民党‘临代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刚刚于4月4日在全国各地报纸上公布出来……本省常德方面就发生了封闭四大书店的事情。封闭的原因，据当地宣布，说是由于他们出售由汉口或长沙运来的‘反动’书籍。而这些‘反动’书籍，在汉口或长沙是被允许公开合法出售的，并不视为‘反动’而加以查禁……兹后对于合法的出版、集会、结社，应该充分保障，不得摧残。”1938年8月15日的《观察日报》，刊载了黎澍写的《湖南民众为什么还没有起来》一文，批评妨碍民众运动的几种阻力：“第一，不能保障民众合法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许多抗日救亡的书报横遭查禁，许多纯洁热情的青年横遭逮捕，许多积极工作的团体横被解散。人民希望的是领导，而所得到的是诬蔑、恫吓、拘捕、监禁、封闭、停止活动，等等。第二，大多数民众团体负责人的产生，时常不经过群众的选举……不组织或吸引群众参加工作……到后来就干脆连发动也懒得发动了。第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严重。大多数的民众团体，差不多都是一些‘救国专家’和少数‘名流’在把持，他们在这里是委员，在那里是理事……那个团体没有他们参加，便要被视为‘份子复杂’，非改组一下，把他们参加进去，不能算是健全。可是他们一经参加进去，这个团体也就随着而寿终正寝了。”第二天的《观察日报》，又发表了文抗会负责人李仲融的文章：《不应怕民众起来了》，发挥了连续作战的作风。当时省主席张治中虽然比较开明，但也不能防止C.C份子到处“钻山打洞。”
    《观察日报》的另一特色是通俗化和多样化。副刊《观察台》的编者，先后为作家魏猛克、王西彦、张天翼和罗高（张先畴），副刊《老百姓》的编者为通俗作者谌震，专栏《青年阵地》的编者为省青委于刚、李锐，专栏《经济讲座》的编者为通俗经济学者邓克生，专栏《阅读生活》的编者为《联合旬刊》主编冯秀藻、杨润湘。此外，还有“时事演义”、“抗战地理”、“社会服务”、“小朋友”等专栏。社论班子以黎澍为首，主要成员有省委宣传部长谭丕模、省委统战部长任作民、文抗会负责人李仲融、民国学院肖敏颂等。编辑部最初的几位成员都是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都没有办报经验，也没有办报的老框框。他们的作法是向有办报经验的文化人学习，向谢觉哉早年创办的《湖南通俗报》学习，向熟练的排字工人学习，不断革新报纸的内容和形式，“几乎每天都使人们感到惊讶，并且很快被认为是国民党区颇为出色的进步报纸之一”。（《早岁》13-14页）黎澍因此被选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候补理事。
    1938年8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聂洪钧来到报社，召集三个党员（黎澍、杨赓、张生力）开会，提出批评所谓“冯、杨之乱”的问题。聂说：“有人向省委反映，冯秀藻的父亲是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委员，冯与杨润湘同托派有联系，冯、杨主编的《阅读生活》拒绝刊登原野的反托派文章，杨在《联合旬刊》上的文章有托派观点。”黎问：“为什么叫冯、杨之乱？”聂认为同托派有联系，宣传托派观点，拒绝刊登反托派的文章，就可称之乱。黎又问：“是不是党中央布置了反托派斗争？”聂说：“反托派斗争是党的传统，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黎担心会把反托派斗争扩大化，不同意在报社内部开展这项斗争。聂批评黎右倾保守，黎即据理申辩，申辩的依据是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这年3月写的《论反托派斗争》一文，文中说：“自己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要轻易指人家为托派……如果我们反对真正的托派，而误扩大对方的量和质，那就损失了自己的力量。”杨赓和张生力都同意黎的看法，聂遂拂袖而去。第二天，省委宣传部长谭丕模来报社了解情况，黎把冯杨二人写的文章的《联合旬刊》拿给谭看，谭认为原野的文章有问题，可能出自复兴社分子的手。湖南的复兴社是反托派的，这次可能利用原野的文章来试探《观察日报》的政治立场。杨的一篇文章只是观点模糊，不能扣上“托派嫌疑”的帽子。至于说冯、杨与托派有联系，只是个别人的反映，尚未弄清楚，报社可以不开展反托派斗争。“文革”期间，黎澍曾写材料为冯辩诬。1986年黎写给张生力的信中说：“冯的托派嫌疑早已勾消，中国没有那么多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