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社总社转移到香港后，黎澍继续担任经理。香港分社负责人恽逸群原是上海的老报人，“博闻强记，下笔如流水，顷刻立就，真可算得新闻界的奇才。”（据《早岁》54页）黎澍住在九龙弥敦大道国新社办公室，常替国新社写稿，兼编《华商报》，参加香港救国会的一些活动。当时来自桂林、重庆的一批文化人，实际上大都成了难民，在那块米珠薪桂的殖民地里，生活相当艰苦。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这天早晨，全香港的人都被日机扔在启德机场的炸弹声震惊了。这天上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代表廖承志来到黎澍的办公室，邀约了住在九龙的10多位文化人到这里来谈话。廖承志沉重地说：“战争已经爆发，住在九龙的人先集中到香港去，联系方便些。下一步怎么办？等待通知”。到会的人根据这一决定，大家都收拾行李到香港去找地方藏身。黎澍同张国基住在香港干诺道中渡码头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二楼，当晚9时起，警报通晚响，探照灯彻夜照。午夜，日军开始炮击香港，一颗炮弹破窗而入，打到楼下去了，幸未爆炸。但当炮弹穿窗而过时，玻璃窗屑把二人的脸擦破了皮，以致血流满脸，二人遂决定另找地方安身。第二天上午，黎澍在皇后大道碰到骆何民，他是从湖南耒阳越狱逃来香港的《开明日报》总编辑，当即邀黎同住在铜锣湾贫民窟里。日机整天轰炸，只得到附近的防空洞里过了半个月的苦难生活。1941年12月圣诞节前夕，港督宣布投降，日军进占香港，到处抢劫财物，奸污妇女，市内食物奇缺，外地人很难买到吃的，正苦于不知如何是好。1942年1月10日傍晚，张友渔通知黎澍，次日清晨到铜锣湾码头集合，有专人护送离开香港。黎澍提个小包袱，按时来互指定的地点，遇见了胡绳、于伶、章泯三对夫妇，以及戈宝权、特伟等10多人，同乘一只木船到达九龙青山道。东江游击队干部在一个悬岩绝壁的地方，用麻绳把船上的文化人拽上去。这时，分乘几只木船来到九龙集合的，还有茅盾、邹韬奋、沈志远、恽逸群、叶以群、张铁生、袁水拍、肖敏颂、曹国智、凤子、杨刚、高汾等三、四十人，组成了一批化装成老百姓的难民队伍。他们在九龙走了大半天，才进入蛇口附近的宝安县。当晚，就在白石垅一所原是教堂的小楼安歇，并在这里会见了东江游击队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政委林平、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等。直到这时，才算是逃离了苦难的香港。
    东江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林深树密处，住的是用树木搭盖的草棚，睡的是稻草铺地作床。黎澍、胡绳、高汾、肖敏颂、曹国智等几个人睡在一个草寮里，用树枝撑起衬衣作蚊帐，听胡风、叶以群讲故事。有时三、五成群地躺在草地上，看邹韬奋练太极拳，听茅盾讲写作时如何观察人物的衣服鞋帽。他们在游击区停留期间，每隔两、三天就转移一次，每次转移都有武装战士护送。敌军扫荡较松时，大家在一起开过一次晚会，高级茶点是糖水煮红薯。有一次，黎澍、胡绳设法买了一块狗肉，用树枝烧着吃，突然炮声惊天动地，他们就边吃狗肉边跑路了。敌军这次扫荡很猛烈，游击队领导决定把香港来的文化人送出去，以减轻部队的负担。一位大队长在惠阳扮作“大亨”，开设旅馆和运输行，经他运送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共约800人。
    黎澍和胡绳夫妇在东江游击队停留的时间较长，因为他们到后不久，张文彬和林平要他们帮助开展对粤军的统战工作，并指导《东江民报》（后改名《前进报》）的编写活动。统战的任务是联合余汉谋部抗日，不要进攻游击区。先后对余部发出了几封信，都是黎和胡起草的，曾在《东江民报》上刊载了。《东江民报》编辑陈汉章、李铮、小蔡，原在香港国新社工作过，同黎澍、胡绳合作得很好。报纸是手刻腊纸油印的，刻腊纸的技术决定着报纸的面貌，这是黎澍、胡绳无能为力的，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报纸写社论和改稿。1942年5月，胡绳夫妇离开了游击区，从香港来的大批文化人就只剩黎一人了。黎澍为了适应新环境，决心向一位广东朋友学讲广东话。这位友人告以广东话里每两、三句中就有一句骂人的，学会了骂人，讲广东话就不难了。黎澍很不习惯这一套，但为了工作需要，只能如此这般。学了几天，加上英语注音，颇能掌握十之二、三。过了一些时候，黎澎得了恶性疟疾，队里既无医师，又无药品，还要每天转移驻地，这使他很难支持下去。副司令王作尧决定把他转移到内地去医治，遂于1942年8月派一个向导护送他到韶关，在一家中药铺里找到了乔冠华，晚间搭上直开桂林的客车，结束了一段颇为曲折和惊险的生活。这年9月，黎澍回醴陵，然后去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