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张生力从贵州日报回到湘北安乡找党，没有找到过去有联系的地下党员，遂去桂林找黎澍联系，并和他及吴承德同车到了贵阳，留他们在贵阳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帮助他们卖掉了从桂林带来的一批书籍，其中有《列宁选集》和《大众哲学》，虽然都是土纸印的，却很受学生欢迎。他们去重庆途中，曾到桐梓保育院看望了从香港转移出来的保育生。大概在这年9月才到达重庆。黎在重庆停留了一段时间，遂去成都担任《华西晚报》主笔。
    四、“人识华西有烛龙”
    《华西晚后》（简称《华晚》创刊于1941年4月20日，它是一张以“同仁报”面目出现的四开报纸。其时正值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报纸内容以社会新闻和趣味性为主，政治上是灰色的。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43年底。总经理田一平曾于1943年春到重庆，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川康部队及《华晚》情况。周问报社有什么困难，田说：“主要是缺乏骨干，还想搞一部收发报机。”田回成都半年后，周派黎澍到《华晚》当主笔，派陈白尘主编副刊，派杨德华夫妇主管收发电讯工作。黎在重庆听了张友渔介绍《华晚》情况，“颇以为有打开局面和对付复杂环境的经验自许，不怕人生地疏，一口气接受下来……倘若当时见识稍多一些，空想较少一些，大概不会认为在那样的恐怖统治下，办这么一张报纸是可取的。”“可是当时见不及此，还把它当作党的任务承担下来了。”（据《早岁》66页）
    黎于1943年12月初到达成都《华晚》，住进“五世同堂”街的一栋大破庙里。条件之差，生活之苦，都是罕见的。编辑部没有办公桌，只在房中放一张大方桌和几条长板凳，那儿有空就坐在那儿。伙食少油没酱，一把辣椒作调料，鸡鸭鱼从未现过身。报社除了供给伙食外，每个月的工资只够烟茶开支。黎澍对于这些都不在意，只是默默地工作。他对报纸的革新，第一步是去掉灰色的面纱，改为战斗的投枪。每天写几百字的《灯下谈》，针对时弊，揭露黑暗，嬉笑怒骂融于一体，常道人之所未道。作家陈白尘主编的文艺副刊，团结了成都附近一批文化人，其中有叶圣陶、张天翼、吴祖光、郁风、丁聪等人，还刊载了郭沫若、茅盾、夏衍的作品，使人感到面目一新。由于报纸色彩的改变，引起了国民党C.C份子的注视。编辑部对面的小巷里有个小茶馆，常有喝茶看报的“大学生”，坐着下棋的“小老头”，拆字算命的“睁眼瞎”，伸着手站在你身边不走的“叫花子”。《华晚》同仁每天晚饭后到这里喝茶、谈天、吹牛，那些特务份子总是围着《华晚》的人兜圈子。黎澍也入境随俗坐茶馆，特务记者何××即跟踪而来。编辑部几个同事往往故意把这个坏蛋当作取笑的对象，使他面红耳赤而去。总编辑李次平在报社内部揭露何的真面目，要大家轻视他，作弄他，使他不到一年就狼狈离开了。编辑部有个校对陆张巴，是被特务份子拉过去的，任务是监视总编辑和主笔。李次平为了作弄这个坏份子，搞了一次“扶乱”和“访鬼”。事后，陆张巴对陈肇源说：“我这阵子可把李总编辑看透了，他跟黎主笔大不相同，到底还是个大少爷脾气，电影呀、京戏呀、风筝呀，这些玩厌了，还想同女鬼交朋友，硬是把我吓惨了。”李次平听说此事，哈哈大笑道：“同特务打交道，也有使人开心的时候。”（据陈肇源的《李次平与“华晚”及其它》）
    但是每天的麻烦还是同新闻检查官打交道。送审的稿子大都是不准备发表的，发表的稿子都是临时赶写而又来不及送审的，检查官当然很生气。他们训斥总经理田一平，田就不得不支吾应付一番。长此下去，理应招祸。“多少是由于成都为地方势力所在，起了缓冲作用。四川地方势力的这种作用很微妙，似乎是不可忽视的，可又并不是真正过硬的。”（据《早岁》72页）《华晚》在黎澍担任主笔期间，利用地方势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地方势力帽子的掩护下，独立自主地开展一系列工作。
    1944年春，邵力子到了成都，黎澍要黄是云去采访。因为邵是青年党党魁李璜请来的，黄就去请李代为介绍一下。李满口答应，约好两天后去见邵，届时黄去找李，李说邵已经离开了成都。黄即问李为什么要用欺骗手段对付记者？李说：“这是我们搞政治的人玩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不愿意邵对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态度公开见报。”黄回报社向黎澍询问对策，黎说，这好办，你就把这事的经过写出来，这就是一条重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