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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之路(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理论研究》 张生力 参加讨论

1938年10月,日军先后占领了广州和武汉,长沙盛传日军将打通粤汉线,把湖南分割为两半。因此,湖南省政府迁往沅陵,中共湖南省委迁到邵阳。刘岳厚不愿跟省政府走,决定把茶陵作为据点,以便在湘赣边境发展抗日游击战。省委代理书记聂洪钧找黎澍谈话,说他同刘岳厚的关系较好,要他同刘一道去茶陵观察动静,相机行事。刘在何键主湘期间,代表地方势力乙派(又称何键派)与甲派(又称C.C派)抗争,成为乙派领袖。何键去职后,刘即受到甲派的挤压,被排斥在省党部委员和文抗会委员之外,仅仅挂名为省参议员。刘因此而倾向中央,成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统战重点之一。刘到达茶陵后,决定出版报纸,独树一帜,取名《开明日报》,以示争取开明之意。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该报遂于1939年8月13日正式创刊了,刘任社长,黎任总编辑,编辑部人员都由黎安排。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原《观察日报》的罗高、谌震、马午等,廖沫沙(原《抗战日报》主编)也在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长沙“文夕”大火后,日军既未从岳阳南下,也未从广州北上,长沙与衡阳又成为政治和文化的集中地。加之茶陵交通不便,报纸难以大量发行,《开明日报》遂于1939年底迁到衡阳出刊。这张报纸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而存在的,它的言论表现了坚持团结抗日的政治态度,它的通讯大量采用《国际新闻社》的来稿,副刊的诗文多系讽时之作,进步倾向较为显著。金仲华在香港主编的《星岛日报》摘自开明日报的评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39年6月“平江惨案”后,湖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开明日报》的进步倾向,遂成为国民党顽固派攻击的口实。加之报纸初办时,经济困难,约定编辑经理两部人员,不论职务高低,每人每月工资一律15元(《观察日报》仅有二元),比印刷工人还少些,这也成为C.C份子的另一借口:“如果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肯这样吃苦?”打入报社的特务程××,挑拨离间,兴风作浪,说什么“刘岳厚被共党利用,做了共党的傀儡”,说什么“《开明日报》是邵阳《观察日报》的复活,替共党领导的育英儿童团鼓吹”等等,迫使黎澍不得不于1940年2月离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C.C指派便衣特务数十人冲入报社,点名捕去总编辑骆何民、编辑部出任高山、美术编辑陆田、校对魏奇英,以及排字工人、刻字工人、传达、厨工等共12人。社长刘岳厚就在这年3月27日,在报上发表四千多字的长文,标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摧残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内部。文中列举省党部负责人廖某和委员熊某,如何造谣生事,如何诬陷刘社长和编辑部同仁,极力为被捕人员辩护,驳斥他们散布的种种谣言。这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是很难见到的抗议书。报纸印完后,先送一部分到桂林国新社,交由黎澍分寄全国各地。直到这天中午,衡阳新闻检查所才看到这天的报纸,立即向报社严厉质问,并通知邮局扣发这天的《开明日报》,但是大部分报纸已经发出去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遭此突然冲击,一时也无可奈何,只得由衡阳新闻检查所以“违检”为由,罚令停刊五天。这次斗争胜利后,又增出晚刊。当时,黎澍已由桂林转移到了香港,在《华商报》兼任编辑,经常寄些剪报给《开明日报》,使报纸内容仍具进步色彩。同年10月底,国民党中宣部遂以“言论荒谬绝伦”的罪名,下令查封《开明日报》。在最后一期报纸上谌震写了一篇题为《荒谬绝伦之本报》的社论,把国民党骂了一顿。刘岳厚顶着逆流而干,挺身为共产党和进步青年辩护,以致被国民党停止了党籍,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民主人士。
    三、在国新社苦斗时
    1940年5月,黎澍从长沙到达桂林后,会见了“国新社”总社几位主要负责人:社长范长江、经理孟秋江、总编辑黄药眠,他们当即邀请黎澍在总社担任经理。后经中共南方局同意,黎遂未去延安。国新社是个合作社性质的新闻通讯社,1938年10月成立于长沙,长沙“文夕”大火前四小时撤离长沙,黄药眠率领几个记者到达桂林后,在环湖路挂起了总社的牌子。黄药眠和工作人员任重、于友、高咏、张狄刚等一起睡地板,用饭桌做写字台。1940年春进入全盛时期,总社工作人员达到30人。该社对国外有英文《远东通讯》,对华侨有《祖国通讯》和《国新通讯》,对国内有《国际新闻通讯》的特约专稿。这些通讯稿在许多报纸上很有名气,稿费源源而来,解决了工作人员的“温饱”问题。该社有100多位正式社员,很多文化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该计有300多个基本通讯员,主要来自拥有近千名会员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青记”的牌子就同国新社挂在一起。通过“小分队”式的采访活动和集体的政治业务学习,培养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新闻队伍,它不仅是些领头雁,而且是些值夜雁。通过新闻统战活动,吸收了不少的爱国人士为社友,其中有陈劭先、陈此生、杨东莼等民主人士。国新社在桂林是利用桂系统势力与蒋介石的矛盾才得以开展活动的,当时桂系军政大员李宗仁、白崇禧对抗日还较坚决,同蒋的消极抗日有些矛盾。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更和中共比较接近,支持中共的一些进步活动。“但是这具矛盾的利用是有限度的。”1940年6月,桂系转向反共,国新社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据《早岁》53页),成为特务监视的重要目标,该社大门口时常坐着一个永不补鞋且抽高级香烟的“鞋匠”。黎澍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苦斗了几个月,遂于1941年3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将总社人员分批转移到香港、南洋和解放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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