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周礼》的名称、作者及其成书时代
            《周礼》最初的名字叫做《周官》，见《史记·封禅书》：“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是其证。《周官》这个名称本来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讲设官分职的书嘛，好端端地为什么要改称《周礼》呢？是谁改的呢？荀悦《汉纪·成帝篇》说：“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这就是说，是刘歆改的。后来的学者也都认可此说。为什么要改呢？据孙诒让《周礼正义》说，这是因为，《尚书》中也有一篇《周官》，也是讲官制的，刘歆担心此《周官》与彼《周官》混淆，所以将此《周官》改名《周礼》。从此以后，尽管《周官》《周礼》这两个名字并行不悖，但学者以称《周礼》为常。《周礼》是《三礼》中的第一部，是宋代以后的《十三经》之一。在儒家的所有经典中，《周礼》既是最重要的一部，也是疑点最多争论最烈的一部。争论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周礼》的真伪上，说具体点，就是它的作用究竟是谁？它成书于什么时代？如何看待它的来历？
            《周礼》的作者，有的人说是周公。首倡此说的是西汉刘歆。刘歆的理由是什么，他自己没说。倒是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周官传序》说，古文《周官》被发现以后，在今文博士的一片排斥反对声中，只有刘歆独具只眼，看出来“周公致太平之迹”全在此书。我们知道，西汉末年，王莽托古改制，《周礼》是其改制的一个主要理论根据，而刘歆则是王莽改制的谋士，被封为国师，从这些事实来看，说刘歆把《周礼》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之书，并非无根之谈。到了东汉末年郑玄为《周礼》作注时，就把刘歆的这个观点给坐实了。郑玄明确地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礼，谓之《周礼》。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1]郑玄之所以说得这样有鼻子有眼，大约是他看到《尚书大传》上有这样的话：“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于成王。”又看到《礼记·明堂位》中有类似的话：“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两书都有“六年，制礼作乐”的话，而《周礼》一书便是“制礼作乐”的具体成果。郑玄是经学的权威，一言九鼎，从此以后，周公作《周礼》的说法，差不多就成为定论，至少也是一种代表主流的意见。时至今日，坚持这种说法的已经不多了。笔者认为，作为周初最高统治者的周公，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肯定要立些规矩，订些制度；即令是采取殷人的旧的规章制度，恐怕也是有因有革，但这也要经过周公的点头。如果说周公“制礼”的内容指的就是这些，那没问题；但如果说周公“制礼”的内容指的就是制作《周礼》一书，则证据不足。《左传》文公十八年有这样一句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杨伯峻注曰：“《周礼》，据文，当是姬旦所著书名或篇名，今已亡其书矣。若以《周官》当之，则大误。”这就是说，即令是当年周公真的写过《周礼》，也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周礼》。郭沫若说得好：“且古人并无专门著书立说之事，有之盖自春秋末年以来。其前之古书乃岁月演进中所累积而成者也。”[2]
             《周礼》的作者，有的人说是刘歆。首倡此说的是南宋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他们认为《周礼》是“王莽令刘歆撰”的[3]。此端一开，后继者不绝如缕。而真正坐实此说的是清末的康有为，康氏为此专门写了一部《新学伪经考》，其中有云：“《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4]意思是说，刘歆伪造了许多经书，《周礼》是这些伪经中的最要害的一部，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康氏此书涉及的题目实在是太大了，不仅仅《周礼》，所有的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照康氏看来，中国两千年来的读书人，统统都被刘歆骗了。康氏这种反潮流的看法，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响应者也自不少。平心而论，笔者初读康氏此书，亦深受震憾；而三复其书，觉得也不无可议之处。例如，前引《史记·封禅书》有《周官》一词，而《史记》为司马迁所著，如果说《周官》是刘歆伪造，怎么会出现在《史记》书中？这显然是不利于康氏的证据，于是乎康氏就说：“《周官》一篇，一部《史记》无之，唯《封禅书》有此二字，其为刘歆窜入何疑焉！”[5]真的是只有此“《周官》”二字吗？否。实际上，《封禅书》不仅此处有此二字，而且还有一处引用了《周官》之文：“《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这段话，除了“迎长日之至”一句是出自《礼记·郊特牲》外，其余都出自《周礼·春官·大司乐》。这么一段话康氏竟然没有发现，至少说明他读书还欠细心。总而言之，不管什么古书，只要其中有不利于康氏的证据，康氏就统统斥为刘歆伪造和篡改，这显然失之偏颇。而对于《四库全书提要》反驳“刘歆伪造”说，康氏又称：“其缀辑诸书，皆与原文少异，或增或漏，故示阙略。凡此，皆作伪者之伎俩，欲使人疑信参半，则其术售矣。”[6]呜呼，康氏可谓善辩矣！
            时至今日，多数学者认为，《周礼》一书，既非周公本人所作，亦非刘歆冒名伪造，其作者很难指实。在这方面继续纠缠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于是，学者们转而把注意力投向了对《周礼》产生时代的研究。而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分析《周礼》的内容入手。分析其思想，分析其制度，分析其语言文字，从中找出其时代特征。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迄无定论。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论证《周礼》成书于战国晚世；[7]郭沫若《〈周官〉质疑》一文，论证“作《周官》者乃周末人也”，且说：“余谓《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8]杨尚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时代》一文，论证《周礼》出自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之手[9]；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认为《周礼》“是一部战国时的法家著作”，甚至“敢断定是齐国人所作”[10]；朱谦之《〈周礼〉的主要思想》一文，论定《周礼》为西周宣王中兴时代之书[11]；洪诚《读〈周礼正义〉》一文，在朱谦之说的基础上，论定：“此书实起于周初，历二三百年之损益积累而成，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12]陈连庆《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一文，认为：“《周礼》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帝之世。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都与《周礼》所反映的情况相符合，许多不易解释的矛盾，放在这个历史时期，基本都可以解决。尤其是秦始皇焚书以前，国典朝章灿然齐备，也是完成这一巨著的有利条件之一”[13]彭林《〈周礼〉成书于汉初说》一文，论定“《周礼》的成书年代当在汉初”，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周礼》的主体思想是由阴阳五行、儒、法三家融铸而成的，这就是它的时代特征。”[14]笔者认为，顾颉刚的看法近是，盖以《周礼》的主体思想颇与《管子》接近也。
              《周礼》，顾名思义，是周代的礼。这是传统的解释。张舜徽则认为：“为什么叫《周礼》呢？周，一个意思是指周朝，另一个意思是周遍、周备、周普，即很完备的意思。而《周礼》的“周”，不是指周朝，而是表示很周全的意思。好事之徒将春秋、战国及夏、商、周等的礼汇辑在一起而成《周礼》，这种解释，对《周礼》中相互矛盾、相互重复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如果说一人所作，为什么相互矛盾的地方很我呢？原来《周礼》是战国的好事者将各国的官制、礼制作了一个汇编。”[15]张氏此说一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盖亦一家之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