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虞夏书》是指《尚书》中的前四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其中，《尧典》记载的是尧舜治理天下和尧舜禅让之事，《皋陶谟》记载的是皋陶同禹在舜前谋划讨论为政之事。这两篇文献载记的资料，据说是舜当天下时掌史事者所录，舜为有虞氏，故后人称之为《虞书》。《禹贡》记载的是禹平治水土划天下为九州及任土作贡之事，《甘誓》是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誓文。夏后启是禹子，他凭借其父禹平治水土的功业和影响，破坏了禅让制而把公天下变为传子制的家天下，从而建立了夏王朝。所以关于禹启的事情，当是夏代史官所传录，故传史事者称《禹贡》、《甘誓》为《夏书》，并将其与《尧典》、《皋陶谟》合起来总称之为《虞夏书》。
    《尧典》是《尚书》的首篇。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这是说孔子编次《尚书》是以《尧典》作中国信史的开篇。然而金景芳先生通过对古史的全面研究后，则认为孔子列《尧典》为《尚书》首篇取义远非仅此，而是“有极深远的意义，”并指出：“孔子‘论次’《尚书》取《尧典》作第一篇，尧以前事不取，还有更深一层意义。从《尧典》的内容看，有三项是主要的，一是制历，二是选贤，三是命官。而第一项制历是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是尧完成的。”
    说《尧典》载记的尧完成制历工作是“划时代的大事”，“有极深远的意义”，这是金景芳先生治学的精采发现，是金景芳先生学术研究的卓越成果，将遭秦火焚烧而沉沦丧失了两千余年的《尚书》精义再度揭示出来，从而使我国传统的天、天下、天子概念的形成和含义得到了历史的、实际的阐明。对于这个问题；不仅自汉以来的历代学人为之懵懂不明，即使“五四”时期以后的新史学家们亦率皆未能给以阐发。可以说这是金景芳先生在历史研究工作上的一大贡献。而这个发现，这个成果，这个贡献，来之实属不易。金老自弱冠读书治学，至八九十岁高龄之后，才得到明确的认识和把握。据我所知，金老在1956年的《论宗法制度》、1959年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就都曾对为什么天子要祭天的问题做了历史根源的探讨和阐述；而1981年在《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源》一文中，更详细地论证了古人对天的认识过程和尧时产生的天概念的实际意义。通过这些论文，可以见到金老的治学是锲而不舍，是一以贯之。故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得其大成而发前人之所未发或未能发。
    金老在《〈尚书·虞夏书新解〉·序》中说：“我们认为帝尧制定新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开始对于制定新历的重要性并没有明确认识，只是首先我们读《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感到惊异。孔子平生不轻许人，为什么独对尧这样称颂，简直把最美好的词句都用上了。为什么提到天大？‘则天’是什么意思？及与《尧典》对照，才了解到这个天固然是自有人类以前就有，但是人的认识，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例如在尧制新历以前，据《左传》襄公九年说，是‘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即视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纪时。心宿二当然不能代表天。而制新历是‘历象日月星辰’，日月星三辰就能代表天了。尧历象日月星辰制历是‘则天’，制历以后，依历行事也是‘则天’。《尧典》说‘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就是依历行事，从而达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尧制新历以前，长时期以火纪时，人们知有春秋，不知有冬夏。《尚书·洪范》说：‘日月之行，则有冬夏。’不知道日月之行，怎能知道有冬有夏呢！即还不知道有四时，不知道有闰月，不知道一岁是三百六旬有六日。又，以火纪时之时如《国语·楚语》所说：‘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即在以火纪时时期视天为神的世界。而制定新历以后，不同了。了解天是以日月星为主体，在天上起作用的是日月星，特别是日。《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是其证明。正因为这样，人们知道天的主体是日月星，特别是日，而不是神。这在无形中人们的观念悄悄地就改变有神论为无神论了。由此可见，尧的废弃旧历，改制新历，是何等重要！无怪孔子论次《尚书》以《尧典》居首，而以最美好的词句来称颂尧了。”--这不难看出，金景芳先生治学不是以一书一文之章句讨论历史，而是全面掌握材料，融会贯通，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依历史实际去揭示阐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