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1545-1607）字可远，更字无垢，谥文定，山东东阿人，万历朝官至东阁大学士 ，是明代一位很有声誉的政治家、文学家。于慎行对历史也有许多见解，这主要见于他 的《读史漫录》一书。
    《读史漫录》是一部历史评论著作。主要以《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为依据，评 论历代史实与人物。此书为于慎行在“山居谢客”期间所撰，“秘不示人”，唯其门人 郭应宠得以诵读。于慎行去世后，郭应宠为之“厘次订讹，分汇为十四卷”，大致按所 论之事的时代编次，上起远古伏羲，下迄元代。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四十一年（161 3）曾两次刊刻《读史漫录》，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黄恩彤因钦佩本书，又予以“参订 ”，其“参订”本流传至今。
    清代四库馆臣对此书有所评价，称其“所论无甚乖舛，亦无所阐发”。[1]（P762）1996 年8月齐鲁书社出版《读史漫录》一书，其《前言》认为：“本书立论大致堪称公允， 并时有卓见”。[2]（P3）二者评价，颇有出入。瞿林东教授曾撰《读<读史漫录>琐记》 一文，指出于慎行读史“以‘当天下大事’为寄”，这“正是清代四库馆臣所忽略的” 。[3]（P210）文中并对《漫录》中的史学思想作了勾稽与阐发，《读史漫录》的价值才 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
    《读史漫录》始终贯穿着作者对历史的深刻见解，特点是其史论多围绕朝代的治乱存 亡而发。于慎行在史论中主要突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做了相当充分的阐释：历代治 乱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纪纲”；在朝代兴亡的关键时期，有关历史人物及其决策起了 决定性作用；在民族关系中，应公允地评价少数民族与中原皇朝；在认识历史的方法上 ，他着重分析“时势”与“机括”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历史运动的法则。这四 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些史论时代气息浓厚，耐人寻味，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人对历史的认识，对我们现今思考历史问题，也多有启发。
    一、论治乱之原：“天下治乱，惟纪纲”
    关注历代兴衰存亡是《读史漫录》的一个主题。对此，于慎行既有其相对普遍的 认识，又能结合不同朝代的特殊情形进行灵活分析，具有启发性。
    综观《读史漫录》，可以看出，于慎行认为，“纪纲”是任何一个朝代维系其治乱兴 衰的根本原因。他评论唐文宗朝政时，明确提出：“天下治乱，惟纪纲。若纪纲常张， 即委裘之朝，可以卧理。”[2]（P316）
    纪纲，也称纲纪，原意是指网罟，多用来比喻朝政。“以网罟喻为政，张之为纲，理 之为纪”。[4]（P588）所谓纪纲，可以理解为是对朝政根本制度的实施与管理。在于慎 行看来，纪纲在历代治乱兴衰中都起着根本作用，而在不同的朝代或一个朝代的不同时 期，纪纲的作用又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以于慎行对东汉、唐、宋、元代的纪纲状况的分 析为例，可以深入看到“纪纲”在朝代兴亡中的意义。
    如论东汉国势的衰败时，于慎行指出乾纲不正是东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桓帝愤梁冀 之横，而与宦官图之，冀诛而权归于内矣；何进愤宦官之乱，而召外兵诛之，内靖而权 归于外矣。总之，乾纲不正，太阿倒持，不彼则此，不左则右，国事至此，何可为者？ 观治乱之原，不可不深求其本也。”[2]（P120）在这里，于慎行从不同角度称“纪纲” 为“本”、“乾纲”或譬之为“太阿”。所谓“乾纲不正”、“太阿倒持”，是指皇权 已经不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而过分地倚靠宦官、外戚等。于慎行提出，东汉衰败的 深层原因在于其“根本”已经动摇，即“乾纲不正”，所以才导致变乱屡出不穷，失去 控制。可见，于慎行是把纪纲作为一个朝代治乱存亡的源头与根本来看的。
    在论唐朝朋党之争的恶劣影响时，于慎行指出，整饬纪纲还是消除政治纷争的根本手 段：“牛、李之构党也，人主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此虽无可奈何之 辞，而事理实有然者。河北之贼，所伤在支干，朝廷之党，所伤在腹心。去河北之贼， 所资者兵、马、钱、谷，难办而易筹；去朝廷之党，所仗者纪纲、法度，易知而难行也 。”[2]（P310）在这里，于慎行从消除朝廷内部政治纷争的角度，分析了朝廷朋党之争 恶于地方反叛势力的原因。他指出去除朋党之争，能够依靠的正是朝廷的纪纲与法度； 而纪纲已受到朋党势力的左右，如何还能依靠呢？这个评论一方面说明，纪纲是约束、 扼制朝政中不法现象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说明纪纲被破坏至一定程度时，对于乱政 是无能为力的。由此进一步说明，维护纪纲对于一个朝廷有重要的意义。
    于慎行还对纪纲的复杂多样的历史表现形态做了分析。如论东汉，纪纲问题表现为大 将“怙宠恃权，恬不愧畏”、“母后在御，外戚柄国”等，唐朝有朋党之争，宋朝有姑 息之政。元作为外族入主中原，同样存在纪纲问题，且有其特殊之处。于慎行提出，从 来还没有哪个朝廷在建立初期就迫不及待地理财；元朝建国之初即急于理财正是纲纪不 立的表现：“此固不在理财，而在纪纲之不早立也。”[2]（P501）而元朝纪纲问题的根 本，在于元朝时太子的确立皆不得法：“元时太子皆不早定，一帝上宾，集亲王议所立 ，而其地方廖阔，亲藩出镇，多在数千里外，甚者万里，往往难于虚位，权宜居摄，遂 为继世之争，故政之不纲，此其根本也。”[2]（P508）他对元朝纪纲不立作了详细说明 ，指出了元朝无纪纲的种种表现：“元自世祖统一，诸帝相传，类皆中才之主，非有淫 虐悖乱，失德之事也。亦能响用儒雅，兴起文教，颇采先王之法，以变旧俗，亦非有倾 覆危乱之机也。惟是立国以来，朝无纪纲，国无章程，上无家法，下无职守，大臣可以 杀亲王，妃后可以笞宰相，太子可以阻兵，诸王可以衡命。国师之体，与人主同尊，将 相之体，与奴隶无异，其鄙朴狙犷之风，与女真、契丹已自悬绝，况于中华之声教乎？ 所谓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2]（P514）元朝大臣、妃后、太子、诸王、国师、将 相等不守身份、恣意作为，原本是蒙古族游牧生活的遗风使然。但于慎行通过对元朝君 主的德才、任人、政策等的分析，去除了元朝败亡的其他原因。他指出，这种粗犷之风 与过去的纯朴已有所不同，何况它与纪纲相差很远，这正是元朝不能长久的原因，从而 更深入地揭示出纪纲对元朝兴亡的意义。
    在于慎行的史论中，纪纲不修有多种表现，此不再详举。他所说的“纪纲”实际上是 指维护皇权稳定所必须的、规定的统治者之间的行为规范。于慎行对纪纲的强调，既是 封建制度维护皇权所决定的，同时也与他对明代诸多“近日之弊”的深切关注有关。在 他看来，有明一代尖锐的治乱问题，如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民族矛盾严峻、中央与 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以及层出不穷的人民反抗等，皆与纪纲紊乱有关。例如，于慎行论 元朝官制之弊时引申论及明代，认为明朝官制“职任体统”不当，如藩司受到上层职司 的过度牵制，职官设置冗杂、混乱，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职能的发挥：“……本朝效其 遗意，设十三藩司，与六部品级相亚，盖犹有行省之意。而职任体统，则以内制外，有 相临之分，固唐、宋监司之任也。抚按之体日隆，而藩司俯首趋承，若其下吏，又卑于 设官之初，则失甚矣。”[2]（P501）于慎行是经过对唐、元与明朝官制的比较后得出上 述认识的。他由元朝尚书、行省的设置，看到广置丞相、参知、平章等职，无异于遍设 宰相，不仅职官臃肿，而且彼此稽查，职权纠缠，实际上使纪纲削弱，最终危及国家。 而明朝藩司受制于六部抚按，就像元朝各省职权彼此混杂一样，也是治理中的隐患。而 藩司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直接关系到明朝边疆的安定。
    于慎行对明代纪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御史“下至米盐琐细，吏卒徭役，一一察之 ”，长吏佐史“互相诇察”，[2]（P86）边镇“法令滋烦，权任无统”[2]（P 63）等职责不守、人事纷争、职司不明、临事掣肘的现象与弊端，有很多明晓的评论。 这些评论与明朝中央集权高度集中有关。明朝为解决皇帝与内阁、首辅以及朝廷与地方 之间的矛盾，使所有权力直接对皇帝负责，导致权力机关变得膨胀庞大、职司冗杂、效 率低下，成为明朝治乱的严重问题，于慎行的史论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