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与民族理论上的探索，使得于慎行对少数民族的评论展示出很开阔 的胸襟。如他称赞元世祖“宜其混一函夏，功高万古也”，[2]（P503）对元世祖的帝王 之略及其统一中原的帝王之业毫不隐晦地予以肯定。对其他边族里的优秀人物也表示称 赞：“夷人每有至性，非中土所及”，“夷狄中往往有忠义之性”等。对此，于慎行认 为原因在于生活方式的差别：“夫效死之节，不见于士夫，而见于夷狄，不出于侯甸， 而出于遐荒，其故何也？大抵都会繁华之地，渐梁浇靡，驰逐声利，忠义之志消，而激 奋之气微。至于遐方远侥，风气淳庞，未尝梁俗鹜华，有所移易，故骁健之材，忠贞之 志，往往有中土士人所不能及者，其居使之然也。”[2]（P160-161）
    与对少数民族的赞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中原皇朝，于慎行则深入剖析了其统治 中的各种失败与弊端，对其腐败的痛心鞭挞常常溢于言表。
    于慎行十分悲愤地嘲讽、抨击历史上当政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的无识无能。他批评中 原朝廷诸大臣或盲目自信或迂腐无知，不知为国之重，恳切地提出“要之制御夷狄，固 不可待之以诚，犹不可不料之以智”。[2]（P469）在民族关系上，与仁政为国相比，于 慎行更加注重运用策略来维护国家的利益。他肯定对边疆少数民族应该“惟恩惟信”， 但反对不分形势，迂腐愚昧到损害国体，放弃斗争的地步。他鞭挞宋朝在民族冲突中懦 弱卑劣的政策，指出其当边族入犯时“则召援，援至则议和”，而当边族退去后“则挑 衅，衅成而求解”。[2]（P457）他指出，中原朝廷在面临外患时，应当积极备战，锐意 进取，而非苟且偷安。他赞同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如论唐事：“太宗问李继捧曰： ‘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此虽 漫应之语，其实制伏边夷之道，不出于此，即班超告任尚之言也。多事之徒，为苛法以 扰，即决裂而去矣。”[2]（P380）李继捧所讲的“羁縻”与“制”是两种不同的政策， 于慎行认为“制”是向少数民族推行繁苛的中原法制，他反对这种强行治理的民族政策 。他对历史上轻率借用边族兵力来解决民族危机的做法，给予严厉批评。如论唐借回纥 兵讨伐史朝义一事，于慎行指出，回纥兵虽然有功于唐，但平定史军主要还不是回纥的 力量；而平定内乱后，回纥兵借机肆虐中原。于慎行以历史为鉴，恳切告诫后人不能轻 易采取类似做法。
    于慎行认为，中原皇朝在民族关系中的无能还表现在文法之吏操权弄柄、愚妄无知。 论及唐朝大将薛仁贵、郭子仪威慑突厥、回纥之事时，于慎行批判了刁难、严苛大将的 文法之吏：“文法之吏，喜以三尺绳人，克核之流，好以微瑕指摘，往往折长城于万里 ，摧隆栋于夏屋，而国亦随之。古今若此众矣，可为短气！”[2]（P219）论唐光宅元年路 元睿系治胡商一事时，于慎行进一步批评文法之吏侵犯胡商的正当利益：“中国之御夷 狄，惟恩惟信，可以伸威，平时吏士侵渔，上不能禁，使其积忿在心，卒有不逞，所损 多矣！”[2]（P219）论宋朝世守麟府的折氏受到监司严厉约束而请求解职一事时，于慎行 抨击文法之吏不能维护反而破坏保塞边族的护疆之心：“保塞蛮夷，惟在为国宣劳，不 侵不叛。至于居处出入，固不必纯用汉法，而以三尺文施于藩篱之虏，使其狡焉有不安 之心，非国之利也。此等事端，起于执法之吏，以深刻取名，守土之官，以好功启衅。 一旦狂澜溃溢，堤防横决，从而收之，亦何及乎！小人慕旦夕之功，为国生事，往往如 此。”[2]（P419）历代边将邀功，往往是激化民族矛盾的原因之一。于慎行对此予以鞭 笞，是为笃论。
    于慎行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重视是有现实原因的，民族矛盾始终是明朝一直未能解决 的问题，并几次严重威胁到明朝的安全。于慎行在史论中警告明朝当政者要正视边疆少 数民族的强盛，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既要维护国体还要讲究谋略，更不能懦弱屈服。他对 明朝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四、论时势与机括：“旋转之间，皆有机括，非以力胜者”
    于慎行的史论中贯穿着一个突出的历史观念，即对时势的认识。它既反映了于慎行对 历史的理性认识，也是于慎行的一种历史认识方法。这个历史观念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历史有一定的内在趋势，于慎行常常称之为“势”。《读史漫录》中，“势” 是普遍存在于各种历史事物中的，而且对于不同的历史事物，“势”的表现和意义也有 所不同，如地势、权势、国势、远近之势、大势、当时之势、事势、形势、时势、声势 、情势等等。这里所举的种种的“势”，其含义固然不尽相同，但根据于慎行对大量具 体历史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势”是指历史事物所关系到的各种矛盾或力量的 对比，它成为驱动历史事物的内在力量，决定着历史事物的发展方向。于慎行指出，这 种力量即历史形势一旦形成就不可挽回；即便推行一定的措施，也不能改变大势所趋。 “天下事有势成而不可返者，即约之以法，亦无益也。”[2]（P271）但对于已经出现的 历史形势，也并非不能有所作为，如果能够把握历史形势的特点，因势利导，就可以使 之发生变化，如论“天下积习极重之势，欲有更张，须以渐为之，使其耳目不摇，乃可 以济”，[2]（P339）等等。
    “势”中不仅包含着历史方向的意识，而且包含着历史综合力量的意识，对于人们认 识历史的客观性、复杂性及规律性有一定的帮助，是对中国古代“德”、“力”、“心 ”等含义的补充。例如，对“势”的认识会带出“势”与“形”的区别。于慎行看到， 历史上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相似，但实际上在内在形势上却有很大差别，他曾指出：“ 事有同形而异情者，不可不辨，然后效亦可睹哉！”[2]（P49）于慎行对远古与后世帝位 传承的区别，就是建立在“事”与“势”的差异上的：“尧舜之禅代，非后之禅代也， 事不同也；汤武之放伐，非后之放伐也，势不同也。”[2]（P6）帝位由同姓之间的传承 变为异姓之间的争夺；不为天子亦有宗社，变为帝位失去后九庙全毁，于慎行所看到的 历史上帝位传替的变化是微妙的，反映的却是历史上皇权发生的真实的大变化。他触及 了历史上皇权转移的残酷，揭示了皇权历史的事势变化。
    其次，历史的内在趋势又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定的状态，比如萌芽之时、盛 极之时和衰败之时等。《读史漫录》中的很多史论，是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由来、 起始、状态等的描述和评论。如论“天下之事，必有所由起”，论史还应“推致乱之由 ”，“求其始之所以是”，否则，将不能认识历史形成的真正原因。如论战国时齐国之 乱、吴楚之构时，于慎行指出，轻微的历史起始事件往往酿成严重的历史变化：“夫以 及瓜之代，事至眇也，而至于弑君，争桑之忿，怨至微也，而至于伐国，故蚁穴之漏， 或至滔天，灯烬之延，可以燎野。”[2]（P9）历史由来与历史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它们 相生相成，即历史形势是由一定的历史由来而开始，当历史形势发展到一定的极端状态 就会催生出新的历史由来；而细微的历史由来也可能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形势。他 对曹操、王莽篡政的分析即说明了这个道理：“乱臣贼子，其始进用，未必即有异图， 惟是权宠日盛，势不得下，又见有可为之资，于是逆节萌焉。”[2]（P91）在他看来，曹 操、王莽等“乱臣贼子”篡权并不是突然的，他们甚至不是从一开始就心图不轨，而是 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逐渐促使他们生成了篡逆之心。在这里，于慎行把曹操同王莽相提并 论，有些不妥，但他讨论的是历史事件（曹操、王莽等篡政）的由来（“逆节萌焉”），讨 论的内在前提是历史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趋势（即“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