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既不是某些个人的宗教思想，也不是许许多多个人的宗教信仰的简单集合，而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共有或相通的宗教情感与心理。对它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史学研究领域，而且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西文化冲突中民众思想情绪、价值判断、心理习惯的动向。本文透过决定和影响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来探析中国民众宗教意识，揭示、阐发它的典型特征及在人们日常生活、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突出表现。
    一
    决定和影响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因素很多。其中，支配中国民众思想和行为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尽管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仍与晚清封建专制政权相配合，对中国社会中的普通民众产生着超出其他任何宗教的作用。如浙江、福建等地佛教盛行，“其儒家道德标准所建的祠祀远多于佛道，……佛教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势力仍是不足与儒家思想相抗衡”①。请见下表。（此表据《浙江通志》、《福建通志》所载祠祀寺观数目编制而成。）
              儒家祠祀 佛寺 道观  山川之神
    浙江省32486  30 85
    福建省759357   42  136
    虽然“儒教的教是教育之教，而非宗教的教”②，但经过千百年来的不断浸浴，早已深入广大民众之中，并决定和影响其宗教意识走向。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倡导人们积极入世，注重现实人生。广大民众的宗教意识也常常表现出极端重视现世，淡漠来世的倾向。
    和谐美满的家族生活是中国民众的人间“天堂”，儒家的尊祖敬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始终是渴望得到人间亲情，享受天伦之乐的人们所刻意追求的。为此广大民众不断地祭拜祖先，并成为一项日常宗教事务。在中国民众眼里，“死者与家族联结的纽带并未中断，而且死者继续行使着他们的权威并保护着家族。他们是中国人的自然保护神，是保证中国人驱魔避邪、吉祥如意的……正是祖宗崇拜使家族成员从死者那里得到庇护从而财源隆盛”。难怪有人“把对双亲和祖宗的崇拜看成是中国人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核心的核心”③。
    道教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晚清，它对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宗教意识发生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在民间，不仅道教的祭神祭鬼的活动随处可见，祈禳、斋醮、求签、问卦尽人皆知，而且道教的神祇如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关公、刘伯温等到处降坛谕众，鸾语、乩语广为流传。道教的重生、乐生、养生与万物有灵的思想，强烈吸引广大民众，迎合他们热爱、眷恋人生的世俗要求。从异域传来的佛教，到这时早就不被看成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它深刻地渗进了中国人的血肉，甚至已经达到获得了大地性，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食粮”④。佛教在清末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把佛教教团移向在家居士的手中，使得居士佛教盛行”⑤。人们逐渐接纳了观音、菩萨等众多神灵，也习惯于从烧香拜佛中寻找心灵依托。
    尽管太平天国革命不许奉佛敬神，反对偶像崇拜，但民众对佛教、道教的信仰却很难通过火与剑的方式马上改变。金田起义时曾发生“拜菩萨者忌恶拜上帝毁其所立偶像”⑥之事。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仍有人关门祈神礼佛，并不时参加公开的宗教活动，在一些地区还非常普遍。1860年3月7日常熟殑伽庵，“众僧齐集佛前纸镪纷投，每家分金三百二十，来焚香听法者斋厨留膳，鼓吹齐鸣，香火甚盛”⑦。1862年9月15日在夏祀水神的时候，“家家用纸钱”⑧。
    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许多吸收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宗教信仰成份，加以改造，适合普通民众水平的民间秘密宗教。这种经常处于秘密状态的民间宗教在明、清异常活跃，白莲教、罗教、弘阳教、天理教及其众多流派大乘、龙华、无为、收园、八卦、清水、燃灯教等遍布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台湾等地，直到晚清尽管受到官府的严禁、取缔，各种民间宗教及教门仍大量存在。如同治年间，在云南、湖北、四川的某些地区出现了一种由燃灯教演变而来的民间宗教，吞符燃灯，持斋诵经，符水治病，扶乩降神，名为“红灯教”。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民间秘密宗教在晚清悄然兴起，流行于闽西北的空道教就是于同治初年出现的。到1900年，空道教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地都有教徒⑨。
    晚清各种民间秘密宗教不仅在农民、市民、游民、手工业者、矿工、船夫、小商小贩、落魄文人、遣散士兵中拥有为数众多的徒众，而且还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广大游离于民间秘密宗教的民众。民间秘密宗教“都以治病消灾作为传道的一种手段，即使不加入秘密宗教，说念佛可以治病，贫苦百姓也乐于听从，所以非教徒与秘密宗教组织也保持良好关系”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