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遵奉达摩祖师、无生老母的四川青莲教，奋举义旗。1847年广东青莲教在当地民众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大力宣传“劫数已到，即有戈兵之灾”（21）。号召人们为解救民族灾难而战。中法战争以后，民间秘密会社开始成为反洋教斗争的核心或主要力量。在1891年，热河的金丹道、武圣门和在理教为鼓动民众投身反抗蒙古王公和天主教压迫的斗争，也举起“奉天伐暴护国佑民”的大旗。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广大民众特别是“在封建主义桎梏下迷信鬼神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解除自身的痛苦，争取活命，……希图借助神的力量来打败洋人和官府，改变自己贫困的地位”（22）。为此，他们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宗教宣传：“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命诸神下降”（23），“大劫临头，只在今秋”（24）。“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25），聚集到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会社相结合的义和团中来。而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会社所提出的“反清复明”、“扶清灭洋”、“灭清剿洋”等口号，又可以动员起成千上万的民众。
    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等举起“助清灭洋”的大旗，“自诩得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煽惑愚氓，……啸聚数千人，蔓延十余具，声势大振，风鹤频惊”（26）。“义和团运动纯粹是农民大众为争取吃饭、穿衣、劳动等生存所必需的权利而开始的”。这是“一场普通民众为争取最起码的谋生条件而掀起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抗争”（27）。
    “义和拳倡自山东，蔓延顺直，妄假伪神，设坛焚表，煽惑乡愚，一唱百和，啸聚数千百万人”（28）。在这场来势迅猛的民众运动中，隐藏于迷狂而混乱的宗教意识背后的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是孤力无授、生活无着的穷苦民众迫切需要玉皇大帝等神仙的帮助，抗击外来侵略，以恢复现世安宁的强烈愿望。
    “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结外国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帑，折庙宇，毁佛象，沾（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泰而民不安，怒恼天庭。今以上天大帝垂恩，诸神下降，赴垣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否极泰来之兆也”（29）。反对外来侵略，保国家，卫社稷，佑身家，护乡闾几乎成为当时普通民众的共识。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接受为现世的实用宗教意识的驱动，而演出的一幕为救亡图存，改变不公正社会秩序而战的壮剧。
    然而，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从来也没有改变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性质。就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会党之起义者，不下数十次，盖几于无岁无之”。虽然屡遭摧残，“会党之势力乃日见其强大，时势逼人，乃复有所谓革命党者乘时奋兴，与诸会党结合，为之助其焰而扬其波”（30）。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亲自参加或积极联络、发动民间秘密会社，动员、团结他们一道革命。革命党人的口号是“去矣，与会党为伍”！
    天地会、哥老会等民间秘密会社纷纷配合、响应和参加革命党人发动、组织的起义、暴动，成为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开始到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几乎每次武装起义都少不了秘密会社。“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31）。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中，民间秘密会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配合、响应、参加革命，不惜流血牺牲，正是秘密会社成员在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下所作出的壮举，同时也是他们注重现实，改变社会现有秩序的宗教意识的反映。他们“负着传统的，有义务而无权利的‘灭清复明’使命的。他们对于革命流过很多的血，牺牲过很多的头颅，每一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32）。
    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为现世的实用特征，在反洋教、奉洋教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也比较充分。西方宗教的传入，特别是它们的某些宗教思想，与中国民众固有的某些思想观念、宗教意识发生冲突。传教士们干涉了祭祖仪节；把已经深入到他们生活之中的佛教、道教说成是邪教，而对于他们的先师孔子，并不称之为“圣”；要求教徒对于本乡村和家庭的祀典停止贡献（33）。不仅如此，传教士们还肆意讹诈，强占民房、地产，逼迫捐献，盗买盗卖，低价勒索，恣意为恶，出入官府，包揽词讼，包庇教民，把治外法权延伸到中国教民身上。“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可以恣其所为”（34）。所以，有些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不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35）。再加上封建官府的开脱袒护，教民横行不法，有恃无恐。于是教会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成为一种令人憎恶的势力，严重地侵害了民众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受到破坏，无法继续照旧存活下去的凄苦景况里，中国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进行了一次次反洋教斗争。他们不仅痛恨、揭露教会的罪恶，而且要齐心协力将鬼教驱除：“现有天主鬼教，暗来散发鬼书。煽惑好人变鬼，……罪该万剐千诛。……遇见鬼教即打，莫准入境藏店。遇见鬼书即烧，一字莫准留余。共保地方清泰，庶免人变鬼平”（36）。随着外来侵略的加深，民族危机的加重，中国民众的反洋教斗争更加汹涌澎湃，反侵略、反压迫的意识明显增强。他们疾呼“睁眼看，鬼子们，狼心狗胆。但邪教，欺骗我，一班良民。……把中国，不当人，任意欺凌。……引强徒，窥伺我，廊房财宝。三分人，七分鬼，丧惑人心”（37）。揭露帝国主义“设教堂于冲要，显招牙爪。无非欺我冲主，谋我中国”（38）。所有这些反侵略、反压迫的思想意识和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都可以说是晚清中国民众为现世的实用的宗教意识的升华与具体体现。
    但是，我们也毋庸讳言，晚清中国民众为现世的实用的宗教意识具有严重的负面作用，这在奉洋教的人们身上，又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晚清中国民众中，既有反洋教斗争的中坚，又有奉洋教的教民，他们的宗教态度截然相反，是对于西来洋教的不同选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歧。但只要充分理解和认识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为现世的实用倾向，就能毫不困难地解释这种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