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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在一定意义上伴随着源地文化的萎缩。跨族通婚，尤其是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的通婚造成了后代对主流信仰的认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放弃。（31）如美国犹太人在社会的向上流动过程中，就会尽可能地抹去其本民族的印记。（32）社会稳定有赖于移民对教会、学校、家庭和外部世界等社会网络的维系。Coburn对美国德裔移民的研究发现，教会网络最为持久稳定地对信仰、价值观和文化发生作用。（33）宗教转化是移民在迁入异国后进行文化整合一种常见形式。改宗并非是由单一的线性关系，既有以迁居地宗教对源地宗教的替代，也有因无法进行文化认同重又回归源地宗教，甚至采取多元宗教并存的形式。美国新移民宗教的变化有三个阶段：吸收公理会的组织结构和仪式；回归神学；超越传统的民族和宗教界限。（34）为避免边缘化和文化取代的厄运，移民瓜德罗普岛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海地人适应了当地流行的基督教五旬节教派，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跨国宗教。一方面他们使用基督教习语以使自己免遭歧视，另一方面又用家乡语言串缀起对母国的记忆。由此，其基督教神学观与移民社区文化再生产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35）向欧洲移民的伊朗穆斯林因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强烈对撞，往往在迁移过程中就有意识地转换为基督信仰，以便为欧洲社会接纳。宗教的转换过程是复杂的，它并不等同于宗教替代；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宗教认同，从而为信徒提供了更多的宗教选择。（36） Lofland和Stark提出的价值增加模型指出，当个人处在一个从旧义务、身份和生活情境中脱离出来，而参与和涉及另一个新状态的转折点上时，较容易引发宗教改宗。（37）由于在迁移异地后，处于社会边缘化位置上的移民在社会资源与传统文化支持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38），因而更容易被那些对个人更为有利的宗教团体所吸纳。Hawwa将因迁移而导致的社会边缘化处境看成是香港菲佣由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的主要诱因。（39）相比之下，摩洛哥受到正统基督教的极大影响。对于第二代移民该国的穆斯林后裔而言，他们已经很少与伊斯兰社会有宗教或政治上的联系，其移民社区以高度的世俗化和宗教碎裂化为特点。（40） 但是，另一些研究认为，在迁入国社会，宗教在促进移民信徒的文化同化和其自身民族性的保留方面，发挥着双重作用，而后者正是宗教多元主义研究所强调的内容。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的华人则在新佛教和基督教之间转化或交替，对道教和其它神灵也表示敬仰。（41）虽然旧有的理论认为，宗教的世俗化与现代化是和多元主义相关联的，但是许多研究表明，在宗教多元主义的影响下，移民社区的宗教不但没有因此而衰落，反而日益繁荣。美国宗教多元主义因促进了制度和神学的转换，而使得宗教获得新生（42）；澳大利亚印度裔移民社区浓厚的宗教性甚至与白人社区严重的世俗化形成了鲜明对比。（43）但也有研究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宗教多元性越大，参与宗教活动者也越多，但是对于宗教的虔信度和宗教身份的自我认同却少有影响。（44）也有研究指出移民的人口属性与其宗教信仰之间的重要关联。如Model和Lin以劳动力参与、失业率、职业和收入四个经济指标对英国和加拿大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和白人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宗教歧视存在某种程度的跨国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迁出国存在一定的联系。（45）而追溯美国社会以妇女为主体的印度裔基督徒的来源，可以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对印度护士的大量输入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46）移民宗教仪式也是重要研究内容。在Salih所称“仪式空间的跨国划分”的影响（47）下，移民在家庭层面所展现的宗教仪式及其意义有助于阐释地方、文化、族群、性别之间的跨国移民联系。Gardner对迁入英国的孟加拉国移民在葬仪上的概念、跨国主义的感情成本、及其在老人和年轻人、男女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48）Salih分析了夏季从欧洲回返摩洛哥的工作移民，认为宗教仪式是他们建构认同的重要现场，也能为那些仍然留守在家的同乡们所理解。（49）Mand对英国和坦桑尼亚锡克教家庭的研究认为，相当多的社会和物质资源被用于跨国婚礼中，经由婚礼上“正确和理想”的仪式，得以获取这种跨国身份。（50） 2.跨国宗教组织及其网络 多数研究倾向于把移民的宗教生活看作松散的实体，而实际上，个体的跨国宗教活动往往带有一定的组织性。他们所属的宗教组织或是母国的宗教派出机构，受到母国的监督和经济支持；或是从属于世界性宗教机构。移民与宗教组织的联系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其中，前者是指移民向宗教组织提供经济奉献，接待来访的宗教领袖，向宗教领袖寻求精神和实践的指导等；后者是指移民参与宗教朝圣，从事非正式的、大众的宗教活动以明确他们与母国组织的持续联系。（51） 杨风岗对华人移民跨国宗教组织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充分阐述。（52）首先，社会资本是移民教会组织经常利用的资源之一。教会常常利用学生交往、商业贸易及其它社会资本构建起华人移民的宗教社区；以中产阶级或受过良好教育者为主的华人基督徒还使阶层成为维系华人移民教会的一个要素。语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使用英语的宗教集会往往因暗含了“欧洲人”、跨国机会、社会进步等概念，而成为移民们寻求跨越族界的较高社会身份认同标志。政治和社会气候、宗教政策对移民教会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 Levitt提出了三种跨国宗教组织的模式。（53）第一种是天主教会的延伸模式。它允许移民在母国与迁入国教区和宗教运动组织之间平稳地移动。如美国的爱尔兰教会使移民感受到与其母国教会的持久感情时，也增进了他们与美国文化的整合。第二种是协商的跨国宗教组织模式，如巴西四方福音国际教会。就教会的领导权、资金管理进行协商，信徒们必须在一个政治化的公共领域形成内部约定。第三种是再造的跨国宗教组织模式，以古杰拉德印度教教会为代表。这一模式中，移民的宗教社团被打造成母国宗教组织的驻外机构，从而增强了移民与母国之间的联系，而非仅仅是一个宗教团体的内部联系。 跨国宗教组织不但影响到移民社区的宗教生活，同时还波及母国的政治和宗教生活（54），使得移民宗教社区在全球宗教体系内发挥着重要作用。Ebaugh和Chafetz用网络分析法发现了移民个体、当地宗教组织和国际宗教组织之间的密切的网络关系。（55）杨风岗也揭示了一个跨太平洋华人基督教网络。（56）这个网络无疑会加强母国和迁入国社会之间的联系。移民们不但将众多资源投入母国，同时还参与以母国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跨国行动。（57）如20世纪早期中国广东的一些基督教自立教会，就是在华侨的大量经济资助和由美返乡的华裔牧师帮助下发展壮大的。美国天主教移民所构建的跨国联系则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定居波士顿的爱尔兰移民与爱尔兰教会的密切联系促进了美爱两国间的联系（58）；而由于担心以母国为导向的宗教活动会引起激进主义跨国扩散，萨尔瓦多天主教移民的泛种族忠诚被削弱（59）；克里斯玛的（charismatic）天主教虽然鼓励个人的跨国宗教活动，但是却几乎没有造成集体的响应。（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