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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民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是移民研究倾力关注的话题。由于移民族群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也没有明显的文化标识，因而它有时会主动融入一个跨国宗教社会，有时又固守在带有明显族群特征的宗教社团中。对阿尔伯达的荷兰人而言，族群身份的塑造和维持虽然是一个强有力的生存手段，但在集体凝聚力的提升方面，宗教身份比族群身份有更大的作用（61）；与之相似，社会和经济的共同利益也使得多伦多的越南人和柬埔寨人共同礼拜。世界福音会中国协调中心（CCCOWE）作为一个泛华人的跨国基督教组织，则将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绑定在一起。但在东南亚地区的该组织教会中，一些宗教集会的语言已经不可避免地本土化或英语化；而不少第二代以后的华人教徒则对其迁入地（也是他们的出生地）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62）在这种情形下，民族认同从属于宗教（基督教）认同。另一方面，由语言／方言和出生地／来源地来界定的族群认同仍然是移民教会组织的重要原则。来到美国的印度基督徒移民多加入他们在印度时的教会，并将本土牧师也一并请入，从而使印度语言、意识和习俗压倒宗教组织制度而成为吸引信徒的主要因素。同时，他们还在每年召开信徒的家庭聚会，吸引了上千基督徒参加，充分表达了对于本民族基督教文化着力维护的意图。（63）一些研究者进而担忧，跨国迁移的少数族群往往会将本土的宗教信仰作为族群认同的一个标志，从而在迁入国形成宗教分离主义。（64） 在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纠结中，国家认同也常常渗透进来。柬埔寨移民对他们佛教徒身份与国家身份同样敏感；加拿大的印尼华人对印尼国籍保存着持续的感情；中国台湾的基督徒因政治和国家忠诚度的差异而与大陆基督徒相区分，并导致本地教会的礼拜语言逐渐向台湾方言转化。（65）与来自宗教高度多元化国家的移民相比，来自政教合一国家的移民因对国家和宗教的双重忠诚激发了他们的激进主义。如巴基斯坦移民几乎都是穆斯林，爱尔兰移民几乎全是天主教徒，宗教和国家认同得以彼此加强。（66） 4.宗教制度全球化对跨国移民的影响 跨国移民宗教研究与全球宗教制度密切相关。全球宗教制度塑造了跨国移民经验，而移民通过在迁入地的宗教本土化，分裂并再造了全球宗教。美国新移民所拥有的物质和组织资源使得美国社会的宗教动态，可能会波及世界各地（67），从而具有了全球意义。跨国移民把从母国带来的宗教文化与迁入地文化相结合后，转而又将这些新的观念、身份和社会资本回馈母国，创造了全球宗教文化新的传播方式。（68） 与全球化理论相对应，研究者们就宗教是一个全球化的均质作用力，还是一个特殊性或在地性的身份展示舞台进行了热烈讨论。Meyer等新制度学者认为，文化、政治、经济组织的全球扩散限制了差异性的建构。（69）Van Dijk也认为，宗教在全球的扩散使得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宗教生活逐渐结合，并在地域上呈现为趋同化的分布态势。（70）Roberson持相反观点，他认为，由于具有地方特征的个人宗教身份的建构是与全球而非仅仅与其个人所属的小社群相关，因而全球化带来了更大的宗教多样性。（71）全球宗教制度被广泛地接受，它强烈地影响着移民整合迁出国和迁入国文化的方式。由于五旬节教会的礼拜和管理模式是世界公认的，移民们几乎可以把它们运用于任何一个教会。在这一模式下，信众的交流方式和宗教集会的手段都保持着高度一致。朝圣或建立圣地的传统也广为认可，从而成为全球宗教所构造的制度文化的另一类范本。（72） 5.跨国宗教和政治的关系 跨国移民必须在多层次社会领域中对宗教活动过程进行建构，由此而构建这个跨越国界的社会无疑是对既有国家政权和安全利益的挑战。政府的角色异常重要，它控制着宗教活动的方向和宗教表述，并由此强烈地影响着跨国移民宗教活动的规模和特点。Lesthaeghe发现由于土耳其政府对移民宗教生活的介入，定居比利时的土耳其移民参加跨国宗教活动的可能性比摩洛哥移民更大。（73）而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寻求保留部分的穆斯林社区，同时又必须符合法国人的政治和文化标准。这提出了一个如何在有限制的政治体制下保存全球宗教的结构性问题。由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巴黎发起的“法国的伊斯兰”运动的失败，说明宗教权威和政治正统性内部存在着结构性紧张，而非仅仅是异文化冲突的结果。（74） 大多数移民的宗教生活是日常的信仰和敬拜，并进行跨国的宗教文化交流，并不指涉政治。但另一些移民则受到宗教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跨国流动往往是偶然性的，其目的是在迁居国制造危机或特别事件。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无疑正是对这种极端宗教主义的一种反击，尽管其中也隐含了政治、经济层面的需求。 也有研究集中在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在跨国时产生的变化。五旬节教派虽然并无有关民族或跨界民族的政治意义，但由于信徒能够抵达各个地方而影响世俗世界，世俗世界也转而不断影响着他们，因而移民的宗教社区影响了其在世俗世界的定位。（75） 三、跨国移民宗教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学界，尽管跨国移民宗教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一个随着时代正在深化和发展的话题，它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在文化适应论框架下探讨异质宗教文化在迁移后的地方整合与文化排斥，虽是对经典文化理论的运用，但是其对文化影响的过分强调反而忽略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在移民宗教社会中的作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殖民主义在前殖民地移民社会的持续影响，移民宗教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象征意义。在后现代主义强调对移民社会进行解构，关注个人叙事的风潮下，借用生活史方法叙述移民的宗教社会，去除遮蔽在移民生活中的文化象征和政治臆测，正逐步成为一种新研究趋势。 就跨国移民宗教研究的内容而言，上述五个部分尽管已经涉及了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明显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大都将宗教与民族绑定在一起，以至于移民的宗教文化与移民的族群亚文化混同为一个研究对象，从而模糊了民族和宗教在移民社会各自不同的角色。过往研究另一个明显的弱点是，移民往往以国籍为单位作为一个整体被看待，而对类型移民（如劳务移民和技术移民）和特定人口特征移民（如职业、社会阶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的解剖式分析则相对缺失。此外，作为既有研究对象的跨国移民宗教几乎都是制度性宗教，因而宗教被按照组织框架来塑造，甚至形成了世界性的宗教组织网络。与之相对，民间信仰却游离于制度性宗教网络之外，个体性、分散性的特征使得其难以被把握，从而为研究者所忽视。如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的关帝信仰、妈祖信仰，随着华人移民带至国外后，是怎样延续其特有的本土功能和适应别国社会，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注释： ①Saint-Blancat, C. L‘islam de la diaspora. Paris: Bayard Editions, 1997. ②Bever. P. Relig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Germany: Ergon Verlag, 2001. ③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 ④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