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百多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即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得到了实现或者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被取消了，半独立的中国成了独立的中国，中华民族得以一洗百年来蒙受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虽然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仍然需要进行不懈的斗争；妨碍统一的因素从根本上被消除了，中国形成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真正统一的局面，中国人民由此可以安居乐业了，虽然实现完全的统一还有若干有待于完成的历史任务；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从此结束了，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始享有从来不曾享有过的民主权利，虽然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中国人民也有可能来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开辟宽广的道路，虽然比起推翻旧中国来说，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个任务要更加艰巨、复杂得多。事实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对美国白皮书的评论中，他更深刻地论证过“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揭示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摸索之后所共同确认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真理。
    以历史的事实为依据，科学地阐明这个历史经验，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一个主题、一项根本性的任务。离开了这个主题和任务，就是无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无法揭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本质和主流。
    再说第二个问题：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取实现独立和富强这个基本的目标，人们曾经尝试过各种方法。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实行本来意义上的改良，即在维护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正统思想的前提下学一点西方的船坚炮利之类的东西。某些洋务派人士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属于这种主张。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是无法改变的，这种主张在实践中破产了。于是就有维新派提倡的变法运动。这个运动不仅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而且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它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良的方法，来对已经陈腐的社会制度实行某种改革。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封建阶级统治集团不允许这样做，这个运动也失败了。这样，才有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在这个不彻底的革命流产之后，又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改良到改革到革命的这种演进，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一步步的激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对近代中国问题在认识上的一步步的深入。
    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主张实行变法以筹自强；只是当他认识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时，他才走向了革命。李大钊甚至一度主张过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民国”采取补台政策；只是在后来认识到这样做纯属幻想时才倡言革命。毛泽东在五四时期鼓吹过“呼声革命”即主张非暴力，他后来说，他所以赞成俄国式的革命，是因为在他看来，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不是有更好的方法不采，单要用这恐怖的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究竟应当发动革命还是实行改良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没有进行广泛的人民动员，还是举起了武装革命的旗帜，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连这点勇气也消失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声明，“改良道路是今天中产阶级要走的道路。”他们把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反动统治阶级将会对他们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作出原则性让步的前提上。但事实上，中国的反动派既然要靠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就必然要为帝国主义势力深入中国敞开大门；既然要以地主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当然也就不可能进行反封建的土地制度改革。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极其狭隘，他们在政治上更是十分虚弱的。他们既不能容忍、更经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他们认为，不仅人民民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对中间派的主张作出原则性的让步。比如，按照1946年的政协协议，中国的中央政权将实行一种类似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内阁制的政治制度；同时，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解放区可能继续实行人民民主制度。采取这种办法，本来是有可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机会的。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很快就把这个协议撕毁，这个机会也就丧失了。他们并且用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来对付那些主张走和平的改良道路的人们，甚至诬蔑他们是“中共暴乱的工具”。
    一个很有价值的历史事实在于：当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要求和平民主竟也遭到反动当局的暴力镇压时，他们就认识到：“在此事存在之时，有武力政党何敢放下武器。”他们中有的公开鼓吹过走改良道路的人后来甚至这样说：“自由主义者虽多半希望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方法，但当他发现了统治者顽固反动，绝无改良希望的时候，他也会毅然决然走上革命道路。”“革命虽然要流血，为自由主义者所不欢迎；但它可能产生进步，也就不应为自由主义者所反对。”（《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事实上，许多抱有改良幻想的人们也正是这样在实践中受到教育，通过进行自我反省，终于走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一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