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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历史道路(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高校理论战线》 沙健孙 参加讨论

由此可见,对于一切真诚希望中国社会进步的人们,革命和改良乃是他们达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这个目的的手段。手段应当服从于目的。如果改良的方法行不通,那就只有采取革命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反对革命,他就是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了。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的正确性。辛亥革命虽然是失败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仍然是不容抹煞的。“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这次革命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逐步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近代产业和近代的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比晚清有了较快的发展。”这次革命尽管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5页,其中大部分文字出自胡乔木手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成果是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共和国,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目标才得以实现或者有了实现的可能。一些曾经抱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善良愿望的爱国者,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比如,荣毅仁在回顾自己的实业救国的幻想如何在实践中遭到破灭的经历时就说过:“在那样的年代里,纵然有一颗爱国心,也势必一筹莫展、一事无成。政通才能人和,人和才能事兴,现实给我们深刻的教益。”(《光明日报》1987年5月8日)事实上,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改变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才不再仅仅是一种善良愿望,才可能真正成为指导我们行动的方针,才具备了使这种愿望转化为现实的条件。
    不久前读到一篇访谈录,其中记载了某人的高论。他说,“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此后的“二次革命”、大革命乃至1949年的革命,都免不了一个糟字;社会主义革命的糟,更不待说了。即使提倡改良,也不要像谭嗣同一样有那么多的激进的思想。看来,当一个立宪保皇党人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据说虽然清王朝“的确已经腐朽”,“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取消帝制是大错特错的。
    我无意在这里同这种高论进行争辩。我并不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为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会因为某个人的武断宣传就失去自己的固有的光辉的。不过,这个例子还是应当引起我们思考一点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奇谈怪论是在“更新观念”、“创新”的名义下提出来的。毫无疑问,科学研究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劳动,离开了创新也无所谓科学研究了。但是,是不是所有以往的观念都需要更新?是不是观念的要新就好,凡是旧的都要不得?观念中新与旧是不是成了判别它的是与非的标准?日前读党的历史文献,发现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建党工作发言大纲〉的修改意见》对这个问题有很精确的议论。中央的这个文件强调,“应明确指出要以正确与不正确、适合情况与不适合情况为标准,来区别过去的思想作风”,“不要拿新旧来作标准”。“要防止拿新旧的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对旧思想旧作风”要“加以正确的分析”。“其中有过去是对的,今天还是对的,应加以保存和发扬”;“另有一部分则过去是对的,但今天则需加以改变”;“还有一些则过去就是不对的,今天也是不对的”。总之,“必须有这种分析,必须具体地指出那些想法和作法,今天必须加以改变,而不要笼统地说旧思想旧作风不好,以免否定过去的一切”。中央的这些论断是针对如何看待旧思想旧作风而发的,但对我们正确看待以往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具有启发性的意义。近现代史研究中以往的观念,哪些应当坚持,哪些应当发展,哪些应当改变,都需要在充分掌握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具体分析,不应当认为观念只要新就好,不应当以新旧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不应当以新旧的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
    诚然,历史是需要不断地加以认识的。为了把历史科学推向前进,我们应当解放思想,而不应当实行思想上的自我禁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许多见解,正是在对以往的许多不符合或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之后提出来的。可以说这些见解的提出在当时是真正的创新。而今天某些人的所谓“创新”,并不是在前人的这种创造性工作的基础上,把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继续向前推进,而是在实行货真价实的倒退,退到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否定的一些陈腐观念那里去了。否定革命派,歌颂保皇党,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见,对某些人来说,所谓的“创新”,其实不过是复旧,这个事实,确是发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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