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病国病民莫八股为甚”
    明清科举考试文体采用八股文，文章必须采用固定的排偶文体，再加上只能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代圣贤立言”，丝毫不能发挥自己的思想，从而造成士人们的思想僵化。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晚清来华西教士同样对八股文体进行了批判。
    花之安指出中国民众无真才、国家缺乏人才的祸根就在于科举制度“不得其法”。因为整个社会“唯科目则为正途，人皆趋于八股，不暇及于他学”。但是，每个人都各有所能、各有所长，“皆可为世用”，“不能学八股者，非不能学格致，不能学格致者，非不能学历算”，而科举中式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他由此批评道：“今屈天下之人才尽出于八股，使有才者不得伸，非病民而何？”进而指出八股文只是求得功名的工具或阶梯，根本不能经国治天下，“名卿巨公以经济之才治天下，非以八股之才治天下，明矣”，因此科举考试使中国士人“所学非所行，所用非所学”（注：《万国公报》，复刊第554期，第6630-6631页。）。韦廉臣则集中批判八股取士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产生和发展。他指出西方知识分子百余年来用心探索自然，科学技术得以飞速发展。中西方人的智慧不相上下，科举制度却使中国士人都埋没于无用的八股文之中：“中人乃以有用之心思埋没于无用之八股，稍有志者但知从事于诗古文，矜才使气，空言无补。”（注：《万国公报》，复刊第555期，第6647-6649页。）
    狄考文批评八股文，不仅不可能代圣贤立言，反而束缚士人思想。他说：“是为搭［答］题文法所限也，既不足益士子之大智，更不能阐圣道之渊源”。而且，仅以一篇文章定优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样选出来的人才仅为一偏之才，“要宜知人之能文，乃学问之偏端，非学问之全体。夫能文者，不必尽为博学，即博学者，亦不必尽能文也，……能文，特一偏之长也”（注：《万国公报》，复刊第385期，第2348-2349页。）。林乐知也直言八股取士不能使国家遴选到真才之士：“若夫朝廷得人而官之，固欲其能经国家、利社稷、定民人者也，乃取士之制，只凭制义试律，土饭尘羹，既空疏而无用，即条对经史、时务诸策，浮辞剿说，亦摭拾而无根”，总之，“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注：《万国公报》，复刊第654期，第8379-8381页。）。
    科举制度使士人们终身耗费在陈旧的儒学和空疏的八股文之中，但最终能得第者只是少数，大半人必成落第者。林乐知感叹这样的人“进既不能奋于功名之路，退更不能免乎贫窭之嗟。”全家人由此将无以为生（注：《万国公报》，复刊第704期，第9262页。）！花之安则指出落第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铤而走险，沦为危害一方的游民、荡民，由此滋生社会动乱。他说：“中国游民甲于天下，其故在于教民不得其法，有志之人不甘为农工，舍八股无以为学，舍科目无以上进，不以正途取，必以偏途取，人皆趋于偏，是养乱之阶也”（注：《万国公报》，第555期，第6648页。）。
    近代中国不断遭遇到数千年未有的强敌，西教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实行八股取士制度已不合时势，因为空疏无用的八股文章，显然无助于拒强敌。在19世纪70年代，花之安较早地表明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今日中国四面强敌环伺，“今东则有日本，北则有俄罗斯，南之缅甸属于英，安南属于法国，四周皆强国。昔日为中国之屏藩，今则他人据而有之”，“大敌当前，岂赋一诗可能退，挥之八股可能服耶！”（注：《万国公报》，第556期，第6665页。）自80年代起，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为险恶，林乐知故而重复了花之安的观点。他说：“万一疆场有警，讵一篇诗赋数行文字，即能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注：《万国公报》，第704期，第9262页。）必须指出花之安、林乐知等西教士多次强调八股文章无助于中国拒强敌，并不是要劝导中国人抗击列强入侵，只不过是以此证明八股文章的空疏无用。花之安曾痛快淋漓地指出：“病国病民，莫八股为甚！”（注：《万国公报》，第555期，第6647页。）
    晚清来华西教士对八股文的批判，上承清初士人顾炎武的观点，下联早期维新思想家、维新派等人的思想，但是言辞之激烈、尖锐程度，则远远超过后者。
    三、关于“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一直是中国古时读书人的共同追求，并随着科举制度的产生而强化。但是，“学而优则仕”的读书观本身带有非常明显的缺陷和消极影响，在日益多元化的近代社会中，其消极影响越发严重。西教士对“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观也进行了批判。
    何天爵生动地刻画了弥漫在整个社会的读书做官论情形：“在中国，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要步入仕途。当每一名孩子由懵懂无知到渐谙人事而进入学堂时，他首先被灌输和想到的，便是读书做官，而所有父母在为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时，他们念兹在兹的，也不过如此。”继而揭露它的毒害作用，因为许多人为此不光耗尽了青春年华，而且直到白发苍苍却仍是考场上的失意者，一代又一代中国读书人就是这样“在希望与失望、成功与痛苦之间苦苦挣扎，皓首穷经，孜孜以求。”（注：［美］何天爵著、鞠方安译：《真正的中国佬》，第186-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