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根据西方现代教育思想指出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获取各种知识和理论。他说：“学问之足重者，其首益在能知，即上而天文，下而地理，远而物性，近而人身，及古今天下所有之事理尽列于学问中，凡学之者不独知其当然，又能知其所以然。”（注：《万国公报》，第654期，第8361-8365页。）并指出国家富强之本在于学校培养出为国所用的英才。当今世界，英才必须具有某方面的真才实学，“或专化学，或专格物，或专天文，或专算法，或专创造机器，以利农工，或专制作货物，以利商贾，此其所以蒸蒸日进之故也”。他直言以选官为目的科举制度使学校教育偏离了传授知识、培养真才的正轨，完全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读书人则除了功名利禄，别无所求，何来真才？“今之势徒令人役志于功名，取其才而听其无用”（注：《万国公报》，第655期，第8379-8381页。）。林乐知更尖锐地指出选出来的士人根本就没有为官之才。因为他们只读从前的古书，作的是无用的八股文章，既不学习最新的知识，又不观察今日民情国事，为官之才从何而来？“考试得官之后，使之治今日之民，其能不仍如古之寂寞哉！”（注：《万国公报》，复刊第84期，第15727-15728页。）丁立端指出：“穷经将以致用，今之读书者率皆朝咏夕吟援作求荣之具，寻章摘句藉为士禄之阶，至问以意何以诚？心何以正？身何以修？则曰吾不暇计此。再问以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道何以不可离？可离则非道，彼则曰此圣贤工夫，吾不能用也。……所以逐日读书讲书，而书中之精意奥旨置若罔闻矣，虽读如不读也。”（注：《万国公报》，第643期，第8174-8175页。）狄考文劝导现在的年轻学者不宜再抱有传统的读书做官思想。他甚至认为一些人即使有为官之才，也不一定有为官之德，有才无德者万万不能为官（注：《万国公报》，第654期，第8361-8365页。）。特别是那些为了实现读书做官梦想，不惜采取夹带、请人代考、行贿、作弊等舞弊手段达到目的的人，一旦做官之后，又怎么能奢望他有为官之德呢？
    这些西教士非常清楚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是中国建立新式学校教育制度的巨大障碍，因此，1898年，以在华新教传教士为主体组成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和广学会在拟定中国教育改革方案时，明确提出必须改变考试制度中的官本位制和应试者的官本位意识，“中国科场立法至为周密，然其藉考试以拔取人才者，乃只以网罗官吏之用，……士为四民之首，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岂有崖矣”，并计划通过报刊传媒大力宣传新的教育观，使年青的学子们明白除了入仕之途外，“尚有无限之事，足以有益于国，有益于己，而不必专恃为官”（注：《万国公报》，复刊第115期，第17866-17867页。）。
    中国士人在晚清时期仍为传统教育观念所左右，因而唯有来华西教士率先起来彻底否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观，并且通过现代传媒宣传新的教育观，使年轻学子树立起通过新式学校教育获取新式知识的新式成才观。应该说，西教士们在《万国公报》进行这样的宣传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无疑具有开风气的积极作用。
    四、泥古不化和排斥西学的根源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士大夫死守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强烈排拒西学，泥古不化。故此，西教士纷纷发表文章，对其进行批判，并把守旧的根源归结为科举制度，为中国的借法自强运动大造舆论。
    19世纪70年代，林乐知用对比的方法明确指出善变与守旧的不同正是导致西方富强与中国贫弱的直接原因。他说：“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故西国有盛无衰，中国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墨守成规不知善变，此弱与贫所由来也。不知泥古转以病今，今之时势何如？当审时度势而为之超乎古之上，合乎今之时，此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注：《万国公报》，第356期，第1528页。）他用进化的历史观指出古今时势不同，批评恪守“先王之道”的传统士大夫是食古不化：“以率由旧章为不违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道宜于古未必宜于今，今之时势非先王之时势矣”（注：《万国公报》，第358期，第1583页。）。为了说明中国如果继续固守旧法将无法实现强国富民的道理，他用换位思考的方法，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倘使将欧洲与中国人易地而居，不将中国兴而欧洲弱乎？即使欧洲人仍居欧洲，中国人仍居中国，而以中国治国之法治欧洲，欧洲能必其不弱乎？以欧洲治国之法治中国，中国未有不兴者也？”（注：《万国公报》，第392期，第2541页。）结果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19世纪80年代，狄考文批评了中国“唯知学古训”的思想。他指出：“学问之道宜愈久而愈广，适如江河之流，必愈下而愈阔也，是以今不古若之说，人固不可发于口，而尤不可存于心”。他认为学问之道是永无止境，且愈求愈多，愈求愈新，“只因学问之道无尽，古人所未知者，今人务求知之，今人所未知者，尤斯于后人知之，于是进益之途愈引愈长，实为当然之下也。”并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来证明这一道理，批评中国正统士大夫“唯知重古薄今，不思前进”（注：《万国公报》，第654期，第8362-8364页。）。狄考文提出今胜于古的思想，是从学理的角度对中国自古以来言必称三代、学必尊孔孟的泥古思想的有力批判，因而对中国思想的解放和新式教育的兴起具有一定启蒙作用。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后，寓华西人发表一系列文章总结中国失败的原因。林乐知认为这是“中国正坐不变之病”的明证（注：《万国公报》，复刊第82期，第15624页。），再次批判今日中国人“仍泥两千余年以上之说，而执其尽美之旧学，以与又尽善之新法为仇”（注：《万国公报》，复刊第85期，第15803页。）。19世纪90年代初，李提摩太在主笔的天津《时报》上，直斥阻碍借法自强运动的守旧势力“狃于见闻，蹈故安常，任情纷议”，是“不知为国家一深长思也”（注：李提摩太：《西法有益于民论》、《论中国易于富强》，见《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四。），他说：“处今之势，岂犹可安常蹈故，而不知变计也！”（注：李提摩太：《西法有益于民论》、《论中国易于富强》，见《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五。）随后，他又在《万国公报》发表文章，批判禁锢人们思想的汉宋之学。他说：“今天下号为读书好古之士，不外汉宋两途。专考据之学者，宗汉儒；务心性之学者，宗宋儒。一似极天下之能事，无出乎汉宋两朝之外者，何其迂谬固蔽，无用至于此极哉！”“动曰：西洋之法，我中国不当学也，无论其识之隘而不广也，明知西法之有益于生灵，而故为骄矜闪避，视吾民之颠连困苦，而莫之动，则其心之不仁，为何如乎？”（注：《万国公报》，复刊第117期，第18007-18009页。）20世纪初年，林乐知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天地不变，则孔子之道亦不变”的教条主义哲学。他说：“华人之推尊孔子者，往往［言］过其实，或云孔子为万代之师表，自有孔子则不但前无圣人，即后世亦永不能”，这种思想“实为中国守旧者之口实，亦即为中国教化阻滞之大原因”（注：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十集上卷，第十章《教道》，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