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70年代，林乐知不仅批判中国传统士大夫食古不化，而且把守旧思想的根源直接归结为科举制度，他说：“中国士人何食古不化若斯哉！终年伏案功深，寻章摘句，以为束身于名教中也，而实为八股文章束缚其身耳，天下所望于士者安在？”（注：《万国公报》，第358期，第1583-1585页。）稍后，慕维廉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以诗文弋取科名未免拘墟”（注：《万国公报》，第505期，第5417页。），“凡童蒙入塾读书，不特以四书五经而编简富有，惜泥乎古法，而不精究夫天地之功用也，士人考试每以诗文博取功名，未能黜华崇实，自号斯文，足为士林式，然于礼宾司义廉耻，仁义道德置若罔闻也。”（注：《万国公报》，第514期，第5671页。）韦廉臣则批评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迫使士人从小闭门读圣贤书，不问世事人情，从而造成见闻不广、思想守旧。他说：“弟子自束发授［受］书而后，或则杜门，或则闭户，世事不知，人情不解。盖恐其分心于外务也，而不知其锢弟子之聪明，蔽弟子之见闻者，莫甚于此。”（注：《万国公报》，复刊第10期，第10761页。）
    西教士还批评说由于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片面、狭窄，从而强化了中国士人的夷夏之防观。这种观念表现在西学观上，存有畛域之见。19世纪70年代，林乐知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批判：第一，天文、算学、格致等是天下“公学”而非“西学”，即科学无国界，而且科学是“当今切用之学，非异端左道之学”，只要有用，都可以学，何言“用夷变夏”；第二，采纳中国人提出的“西学中源”说，“天算溯始于羲和。格致导源于《大学》，特后世置而不问，而西人得其余绪转能以精心求之，遂以成其技器之精，获其富强之效。今华人反以‘西学’目之，抑何悖欤？”（注：《万国公报》，第325期，第689-690页。）80年代，狄考文重申了这一观点：“自来国分中西，人分中西，唯学问之道可通天下，我得之，则属乎我，尔得之，则属乎尔，初无中西之分焉。”“无论何法，合用则用之而已，胡问其由何方而出、自何国而来哉！”（注：《万国公报》，第654期，第8361-8365页。）应该说林乐知等人提出的知识没有国界的思想，比中国学人和思想家提出的“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更科学、更先进。但是，由于它曲高和寡，在当时还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响应与共鸣。
    五、余论
    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以《万国公报》为主要阵地，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年，围绕着考试的内容、文体、目的、后果等对科举制度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尽管中国的学者、思想家、官吏早就对科举制度进行过批判，但是，作为来自异域的西教士，他们批判的深度、系统性以及言辞的激烈程度，不仅远远超过中国一般的开明官吏和学者，而且从总体上还超过了同时期或稍后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派。中国一般的开明官吏和学者虽然也曾指出过科举制度中的弊端和缺陷，并提出改革建议，但是，他们毕竟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因此不可能发表言辞激烈的批评意见；同时期的早期维新思想家虽然也多次批判科举制度下的学校培养不出“奇才异能”之士、通过空疏的时文所选之人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但没有西教士那样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地批判；维新派领袖一面多次参加过科考，但因思想激进而招致顽固派的不满，屡试不中，一面又不断发表文章或上书皇帝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但是，他们基本上也没有提出如同西教士那样系统的批判意见。西教士之所以能提出言辞激烈而又系统、深刻的意见，首先，是由于他们心目中有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和制度这一衡量和批判的武器；其次，因为他们是来自异域的旁观者，与科举制度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晚清西教士系统地批判科举制度，主要是为了在中国推行西方文化教育，并且建立以之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校教育制度，也就是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以西国之新教育广中国之旧教育。很显然，他们发现科举制度是在中国推行西方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建立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上的障碍，所以，他们不仅连续发表文章进行猛烈地批判，而且纷纷提出改良主张和建议（注：关于新教士对科举制度改革的建议，笔者将另有专文发表。）。值得玩味的是，西教士不厌其烦地提出对科举制度的批评意见和改革建议，但是，除了韦廉臣外，很少有人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文及整个科举制度的观点，在这方面西教士不仅不如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派的观点明确，而且不及洋务派的殿军张之洞。实际上，只有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新式学校教育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并得到健康、顺利地发展，这个任务却只能由中国开明的官吏和思想家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在华西教士们对科举制度的废除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当科举制度正式废除时，林乐知等人非常赞成；但是，当他们发现新学堂仍以“备朝廷之任”为人才培养观，毕业生仍授予相应“出身”，与科举制度藕断丝连，林乐知当即尖锐地指出：“学堂之目的犹科举之目的，舍是则何必立学堂，舍是则何用入学堂哉！”（注：《万国公报》，复刊第200期，第23654页。）
    目前，有的学者津津乐道西人把科举制度介绍到西方，及由此对西方考试制度发生的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非常复杂，不能无视他们对其所进行的批评，否则，就不是全面而科学地分析问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