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实现这样的学术自由，自然不只是需要排除外来的干扰，而且需要学术界内部形成良好的风气。所以，学术自由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学风问题。黎澍有关学术自由的论述，多从建立自由讨论的良好学风入手，用意就在于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黎澍主持的《历史研究》为建立自由讨论的学风做出了重要贡献，黎澍本人也为建立这样的学风而到处奔走呼号。1983年秋，我陪伴他到新会、南海开会，一路上他念念不忘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良好的学术讨论的风气的事。在新会开幕的关于康梁与戊戌变法的讨论会上，他讲话的题目就是《共同创造一种讨论学术问题的高尚风格》。他在讲话中引用并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真正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就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对待错误，以及不同见解、不同学派间如何互相尊重等问题，他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议论。
    像黎澍这样按照自由平等的精神来诠释“百家争鸣”方针所体现的精神实质，而屏弃用民主集中制之类对学术事业做似是而非的说明，也就是用“学术自由”的提法来取代“学术民主”的提法，确实太重要了；不难设想，如果学术问题也都要按照服从多数、服从上级、服从决议之类的原则行事，那么，不同的学术意见、不同的学术派别，哪里还会有合法的立足之地呢！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有尊重学者或学派享有的学术自由的权利，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应该遵循前人所持的“不求强同，不惧独异”的优良学风。80年代后期，尊孔之风骤盛，蔡尚思先生力排众议，坚持自己对孔学的批判态度，黎澍闻知，大加称赞道：“难得还有一个蔡尚思！”他所赞同蔡先生处，倒不见得是对孔学的具体见解，而是看重蔡先生的“不惧独异”的学术上的独立风格。
    学术自由难道就不受任何制约吗？当然是有的。第一，它必然要受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真实所制约。任何学术上的创造性成果，都必须立足于对所研究的对象的真实进行实实在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能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黎澍关于历史研究必须大量占有史料、分析史料，“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真实是一切历史取信于人的条件”，“叙述真实的历史过程”是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等等论述（注：参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再思集》。），都是体现这种精神。总之，实践检验的标准一立，不仅为学术研究确定了“思想解放”的原则，而且为学术研究确定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二，学术的自由创造，必须服从真理。这也是一种制约，但它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一切治学者应当自觉遵守的理性制约。学术自由，绝非鼓励坚持错误，相反地却是启示人们，为着追求真理，要敢于突破习惯的定见，修改已成的结论。要保证学术自由不至于变质为毫无规则的嬉戏，那就需要所有参与者自觉遵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条大规则的制约。正因此，在黎澍笔下的学术自由，绝不是固执谬误的护身符，而是永远保持科学的探索精神、永不停歇地去追求真理的正确途径。
    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是自由的，但它绝不能是无是非的。是非怎么辨别？不能靠法官不能靠权威来裁判，唯一的办法只能靠实践的检验。黎澍之所以热烈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准则的提出，并为此而欢呼雀跃，除了从中感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之外，同时也从中感受到了学术事业的春天的来到。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条体现学术自由真精神的原则，才得到了实现的保障。不管是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还是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不管是皇皇经典、高头讲章，还是稗官野史、街头巷议，在实践面前，只有平等地接受检验。关于历史的论断，要受逐步揭示的历史真实的检验；关于现实的认识，要受现实社会实践的检验；关于未来的预测，要受未来社会实践的检验。这检验，是注定无法逃脱掉的。大人物说过也罢，本本上载了也罢，在这里讨不到任何便宜。错了，早晚得改过来；其间的区别，至多仅在于是自己改还是别人来改而已。
    黎澍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论述了如何对待学术研究中的错误问题。他从认识论的角度立论，说明学术探索过程中错误是难免的，他说：“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尽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注：《再思集·作者说明》。）。“有时真理和谬误互相易位，真理被认为谬误，谬误被认为真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原因是人们的认识为时代所限制，在条件没有改变以前，不会承认错误。”他又从科学的特殊性质立论，对此加以说明：“我相信大家都有探求真理的愿望，都会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发生错误。但是事实上错误总是难免的。科学要求探寻未知的领域，或者推翻已知的，乃至推翻我们认为决无问题的常识，从这样一些地方取得突破，来提高我们的思想。因此，在这里犯错误的机会甚至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多些。”（注：《共同创造一种讨论学术问题的高尚风格》，《再思集》，第238页。） 在学术研究中，错误既然是难免的，所以对它应持理性的态度，对之要宽容；在学术研究中，错误既然是难免的，所以学者应该自觉地、经常地接受检验，发现和改正错误。如影随身，科学永远甩不掉亦步亦趋的错误；然而也正可以说：改正错误，就是科学的使命，就是科学的本分。由此可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仅不是给学术的发展找麻烦、给科学抹黑，而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动力所在。
    把心扑在了中国社会科学事业上、尤其是历史学事业上的黎澍，随着中国学术事业状况的起伏，而忧虑，而欢乐，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与情感都投入到这一事业中去了。从学科的建设，青年的培养，到资料的积累、义理的探讨、语言文字的修养，方方面面，他都花上心血，写出了许多或慷慨激昂、或苦口婆心的篇章。这些论学之作，于当时，于后世，都无疑会惠泽学人。也许他的某些具体论断，因其具体的针对性随历史变化而于今人显得有些隔膜了，但是他的治学之论，不仅基本精神至今仍然有着强劲的活力，而且它的有些很具体的论述，今天也依旧切中学风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