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爱国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范老是浙江绍兴人，近年我两次去绍兴访问范老的故居。第一次去的时候，周围正在盖一个很豪华的龙山宾馆，而范老的故居正在要建的宾馆当中，因此给拆得乱七八糟。地方上有些人士把这件事给曝光，以后就不敢拆了，但已面目全非，让人十分痛心。（这时，卞教授拿出他在绍兴拍摄的几张范老故居的照片。）这样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史学家的故居，怎么能如此处置呢？我在绍兴时，除了看范老的故居，还看了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等人的故居，还看了大通学堂。范老对我说过，他的家距大通学堂只有半里路，中间隔一条河。范老的哥哥范文济曾在大通学堂读书，清兵来抓秋瑾的时候，范文济还跟抓秋瑾的兵开打。我就想到，范老参加革命是有他的历史渊源的。范老闲谈时跟我说他最早参加革命是恨蒋介石不抗日。那时候民族危机深重，日寇要亡我中国，除了坚决抗日就没有第二条出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决抗日。后来范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列主义。我有一个朴素的感觉，范老最早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绍兴的最早的一批民族主义革命者对范老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蔡元培、秋瑾、徐锡麟这批民族主义革命家，并不是因穷困潦倒而反清，他们都出身于殷实之家。蔡元培做过翰林，他家房子很有气派。秋、徐二家的房子也不错。他们是为了理想而革命。大通学堂是他们培养革命干部的地方。范老生长在绍兴，绍兴地方不大，有这么多革命者，范老的哥哥范文济又是大通学堂的学生，所以除了人们所说的范老受浙东学派黄宗羲及章太炎等的思想影响外，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恐怕还是辛亥革命前绍兴的这批民族主义革命者。
    范老还深受黄炎培进步思想的影响。范老十六岁时曾在上海浦东中学堂读过书，当时浦东中学堂的校长是黄炎培。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办人和第一任主席。他原是南洋大学的学生，蔡元培是他的老师， 对他非常赏识。黄炎培对范文澜青少年时期思想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蔡元培、黄炎培的思想都很激进。一般说来，中学生与校长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但黄炎培与范文澜则不然，这其中的契机是黄炎培在抗战期间曾和重庆的参议员们去延安参观、访问，回来后写了《延安归来》。在延安，接待黄炎培的人中间就有范老，这是他们师生第二次相聚。解放后，黄炎培任国务院副总理，还时常与范老来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批珍贵报纸、刊物就是黄炎培捐献的。黄在上海曾办过人文图书馆。黄炎培的全部日记也捐赠给近代史研究所。当然，解放后范老在思想上比黄炎培更进步，一个是民主人士，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清末范老在浦东中学堂读书时，黄炎培的革命思想对范老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
    范老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有三位老师对他影响很大。黄侃是范老的文学老师，范老后来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与黄侃的关系很大。范老不象有些人，整天围绕着黄侃转，被称为“黄门侍郎”，而是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学问得到黄侃的赏识。第二位是陈汉章，他是范老的史学老师。刘师培是范老的经学老师，他对范老的影响更大。范老对这三位老师都很尊敬，但有细微的区别。范老称黄侃为“蕲春师”（黄是湖北蕲春人），称陈汉章为“象山师”（陈是浙江象山人），称籍贯不称名字，这是最尊敬的，对刘师培（字申叔）则称“申叔先生”。由此看出，范老对三个人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情。范老还有一位老师，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就是黄节。黄节是南社社员、《国粹学报》创办人。1927年，范老想离开国立学校到私立学校教书，黄节给辅仁大学的陈垣校长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中说范老经学、文学、史学都能讲。我在刘乃和教授处曾看到这封信的原件。这封信说明黄节对范老的评价很高。
    范老讲过他未参加“五四”运动。因为当时有些人过于浮躁，范老反对人浮躁。周总理有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说范文澜同志当时不大赞成“五四”运动，认为有些人浮躁，不错，有些人确实是浮躁。当时范文澜同志在家里搞汉学，后来他思想通了，这些旧学问就都有用了。（大意）当时范老不用白话文写作，他对白话文的接受，有一个过程。这说明范老是崇信真理的，他没有想通的事情，是不随声附和的。他当时认为白话文能表达的，文言文都能表达，为什么非要做白话文？范老原先擅长做骈文，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白话文写的，但好多地方是四、六句，不少地方读起来朗朗上口，就像有一位专家所讲的，写得精彩的地方简直象散文诗，特别是范老写孔子的部分，是带着强烈感情的，文字非常美。他后来接受白话文跟接受马列主义也有关系，因为马列主义有一个根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就不是文言文所能表达的。
    范老有个别名叫“范雕龙”。范老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不止一个版本。最早的一本是《文心雕龙讲疏》，1925年天津新懋印书局排印，前面有梁启超的序，这个序言对研究范老早年的思想有用处。后改名为《文心雕龙注》，1936年开明书店印，后面加了跋语等。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是流行最广的本子。研究范老学术思想发展的过程，这三个版本都值得注意。
    《水经注写景文钞》也是研究范老思想的重要著作。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他叙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各阶级的关系和生活状况，号召人们先铲除那些“玷污山川的东西”，然后尽量开发天地山川之美，供人民享受。这些政治上的寓意大家都知道，我要补充的是，范老还从文学的角度注意到《水经注》为后来柳宗元“永州山水八记”开了先河。柳宗元的“永州山水八记”是名作，但若追根溯源，则要追溯到《水经注》。他这个观点后来在《中国通史简编》第四册论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时又加以发挥，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好，是从《水经注》的写景文化出来的。《水经注》是创始者，柳宗元是继承者。对《水经注》从文学上进行评价，正是范老慧眼独具之处。
    范老的经学著作主要有三部：第一是1926年北平景山书社出版的《群经概论》。第二是延安时期讲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老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作演讲时，毛主席也去听了，听后对他评价很高，写信鼓励，认为他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学的人。第三是1963年在《红旗》杂志社作的演讲，我们都去听了，印象很深，共讲了四次，一星期一次。陈伯达也去听了。范老经学最熟，但每次讲演前，都准备得非常认真。以后根据当时的演讲记录整理出来，印成一本书，书名就叫《经学》，收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题为《经学讲演录》。通过这三本书，可以研究范老经学思想的发展。《群经概论》是范老接受马列主义之前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经学讲演录》都是接受马列主义以后作的，这中间的变化要仔细研究。范老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他认为，不懂得中国的经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历史和古人的思想。过去的经学，相当于现在的马列主义，每个人都是从小念它，考它，是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根据。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学，就不能懂得中国的全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