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谨求真砥柱中流
    范老治学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堪称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财富，对我们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当时，我除了帮范老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外，还有两件事情，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一件是关于《胡笳十八拍》的真伪问题，一件是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当时郭老写了一个戏，就是《蔡文姬》，于是有两派意见，一派以郭老为代表，认为《胡笳十八拍》是蔡琰所作。而范老认为《悲愤诗》、《胡笳十八拍》都是伪作，但由于他在古代史分期上与郭老意见不一致，有争论，在这个问题上，不便写文章，就让我写一篇文章，表述这个观点。我按照范老的指示，从《悲愤诗》入手，进而论及《胡笳十八拍》。写这篇文章，自始至终得到范老的关注，文章写成后，题目是《谈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由范老推荐给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收入《胡笳十八拍讨论集》。范老指导我不要从艺术风格上去考辨蔡琰作品的真伪，因为对于艺术风格是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有不同的理解，要从历史事实上去证明，因为历史事实是不能违背的。如《悲愤诗》中有两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这不符合蔡琰家庭的情况，因为当时蔡邕有过继的后嗣，蔡琰有一个姐妹嫁给羊道，生女羊徽瑜（西晋的景献羊皇后）。这就不是“家人尽”，也不是“无中外”。原先我在初稿中是说“蔡琰还有一个姐妹”，在二稿时改为“蔡琰还有一个妹妹”，范老就问我有没有根据，我说是推测。范老说不要改。可见范老指导得多么具体、细致。近年《文史知识》介绍《胡笳十八拍》讨论情况时，引用我这篇文章的观点。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郭老认为是假的，不仅字是假的，文也是假的，作假者是唐太宗和魏征等。范老不赞成郭老的观点，他认为魏晋时期讲究清谈，书法、文章都风流潇洒，王羲之的书法和《世说新语》都是魏晋时代清谈的产物，要从时代的大氛围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有它特定的环境氛围。王羲之的字在当时的北方不能产生，在唐朝也不能产生，因为没有这样的氛围当然也造不出这样的“伪作”。郭老单纯依靠几方出土的碑刻是不够的。我问范老，是不是写一篇文章？范老说不写，因为当时郭老的观点还得到康生、陈伯达的支持。所以这篇文章就没有写。我在章士钊家里看到过一封信，是毛主席写给章士钊的，大意是说，《兰亭序》的争论是必要的，我当说服沫若、康生、伯达诸同志，让高二适先生一文公诸于世。因为章士钊也不赞成郭老的观点，他的学生高二适写了文章，说明《兰亭序》是真的，由章士钊转给毛主席看，所以毛主席回了这封信。既然毛主席主张发表这篇文章，而时间紧，来不及排版，就将高二适的文章影印登在《文物》上，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范老是从时代的氛围，文化的特征来看问题，是从宏观看问题的。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收集范老的文章似乎还不够。我要特别说明，在“左”倾思想盛行时，范老在私下里是抵制“左”倾思想的中流砥柱。1958年以后，浮夸风也严重影响学术界，写文章不讲材料，空谈马克思、恩格斯。范老反对这样的学风，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放空炮》，发表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三期上。但集子里没有收，这篇是非收不可的，因为这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很有关系。（大意）范老讲话、写文章很风趣，当时海峡两岸局势紧张，那一次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他说打炮要有炮弹，不能放空炮，搞历史研究，写文章要注重材料。我认为，范老在当时极“左”思潮很盛的情况下能够提出今天看来仍能站得住脚的一些见解，这是要大力表彰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小平同志说，学毛泽东思想要学习他的体系，不要抓住一、二句话。范老在当时说学马列主义要“神似”。范老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和小平同志一样的，不过范老用的是学术语言，小平同志用的是政治语言。他看到当时学马列主义是贴标签，是“貌似”，所以就提倡“神似”，领会其精神实质。范老晚年是党中央委员，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了解很多情况，政治水平高，发表文章，绝非寻常，我们今天有义务把它都找出来，让它与广大读者见面。除了《反对放空炮》一文外，我看过一份范老在人民大学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为什么不能完全打倒帝王将相，不能打破王朝体系。他说，有人是“二打”，我是“二保”。他说我有三大理由，一、王朝体系是客观存在。二、王朝体系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譬如我们一提起唐朝，就知道这是一个盛大的朝代、繁荣的朝代；提到五代，则是个分裂的朝代、天下大乱的朝代，这是公元纪年无法替代的）。三、我们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写《印度史编年稿》用的就是王朝体系，我们是马克思小而又小的学生，怎么能不敢用王朝体系呢？所以“文化大革命”时说的“祖师爷”就是指范老，陈伯达之流的阴谋是要把“祖师爷”也揪出来，因为当时近代史所两位副所长已经揪出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范老讲，范文澜同志，现在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大意）所以，范老在“文革”中是毛主席“保”了的。
    范老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同时他也承认帝王将相的作用。他说，我们要承认帝王将相的作用，一个好的帝王将相，顺应时代的潮流，能够推动历史的发展；不好的帝王将相，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历史的发展。我们要承认帝王将相对历史发展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对他们有公平的估价，有几分就是几分，要使他们从棺材里爬出来都没有意见。这说明范老既承认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群众，同时也承认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范老对历史上爱国主义的阐释也是非常高明的。他认为，古代中国“被统治阶级爱祖国也爱及国家和君主，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爱国家和君主也爱及祖国，只要归根是有利于祖国和人民，他们的行动都值得尊崇”。他运用马列主义是实事求是的，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要到资本主义时期才能形成民族，而范老讲中国的历史特殊，没到资本主义就形成了民族，当时谁敢讲这个话！
    范老讲述治学方法的语言很精辟。他提倡“天圆地方”，拿这句话形容做学问。天指脑袋，要圆，脑要活，否则就不善于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地是指屁股，屁股要方，圆了坐不住。屁股能坐得住，脑袋要灵活，才能做学问。
    范老还提倡“二冷”，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冷板凳要坐得住，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二冷”在现在尤为重要，现在搞市场经济，如看到经商、炒股赚钱，也去经商炒股，那就把学问丢了。有人说范老说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在范老那儿没有听说过。“板凳要坐十年冷”，难道第十一年就不坐了，要有坐一辈子冷板凳的志向。“冷猪肉”是说封建社会里，如果文章、学问、德行好，就可以在孔庙里有个牌位，受后人祭祀。即使当时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知道你，以后也会有人纪念你。“坐冷板凳”的目的是为“吃冷猪肉”，是立大志，不是无所作为的坐。
    范老还把做学问的经验归结为“专、通、坚、虚”四个字。范老强调专，他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有两个人，一个人什么都懂点，但什么都不精，我不要，因为懂的只是一般的事情。另一个只懂得甲骨文，我要，因为懂得别人不懂的事情。专，才能懂得深，懂得精。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专家呢？范老形象地说，三年一个小专家，五年一个中专家，七年一个大专家。他的意思是要你不断地专下去。三年、五年、七年，只是一个比喻。范老虽然强调专，但说专一定要和通结合起来，要在通的基础上专，通是为了更好地专。没有通，只有专，就好象关禁闭，把人关在一个房间里，怎能写出好文章。他还说直通、横通、旁通。直通，指搞古代史要通近代史，搞近代史要通古代史，人人都要看《人民日报》，现实也要通，不能脱离现实。横通，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要通。旁通，国外的也要通。
    专和通要结合，坚和虚也要结合。坚是说研究一个问题，要一直把它研究下去，不随便中辍，要达到一个高度，要做集大成的学问。不要见风使舵，（如今天评“红”，就写评《红楼梦》的文章；明天评《水浒》，就写评《水浒传》的文章。）外面流行什么，就写什么，结果什么都很浅，一事无成。方向要坚定，观点也要坚定，不能别人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人云亦云。范老是很“坚”的，别人不敢提帝王将相，要打破王朝体系，他不赞成。不仅要坚，而且要虚，发现错误就改。但虚不是吓得什么也不敢讲，不敢写。在1958年“拔白旗”时，他说，现在老师讲课，讲义都是集体的，不讲自以为是的东西，而随别人讲自以为非的东西。明明不赞成这个观点，也照这个观点讲，误人误己。
    范老写作的时候，有两本书常摆在桌子上，一是地图，这是空间的概念，一是大事记，这是时间的概念。有了这两个东西，就可清楚地知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时空关系。如写到安史之乱，开始在哪里爆发，最后在哪里消灭，在乱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乱后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也是范老做学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