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费尔斯的《奥立弗·克伦威尔和清教徒在英国的统治》（以下简称《克伦威尔传》），初版于1900年，1934年出了第2版，后又被牛津大学出版社收入“世界古典丛书”[1]。
    自从17世纪以来，有关克伦威尔的著作，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据统计到本世纪40年代时已达3692种。到现在，总数当在4000种左右。洛玛斯夫人在为卡莱尔的《克伦威尔书信言论集》最后一版（T.Carlyle,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1904）所编的书目中，开列了约2800种有关书籍。1929年艾勃特又编订了一个新的书目，增加了700多种新书，不过其中大多在偏僻的地方已出版过，只有150种是初次出版的。到了40年代艾勃特又对这个书目进行补遗，使总数达到3692种。[2]（PP959-972）此后几十年，关于克伦威尔的著作，仍有学者专门论述。[3]最近几十年，关于克伦威尔的著作，可参见拙著《研究克伦威尔的史书评述》。[4]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不但内容广泛，而且思想差异很大，对克伦威尔的评价，更是褒、贬、臧、否，应有尽有，可说是千差万别。颂扬他的人，说他在行动领域中的地位正像莎士比亚在艺术领域中的地位一样，“是古往今来，英国人中最伟大的人”。[5]（P113）责骂他的人，说他是世界上曾有过的最臭名昭彰的暴君之一；他之所以成为国家元首，完全是通过他对自由事业的背叛和他对那些曾与他共同为争取自由而战斗过的卓越的爱国者们的卑鄙的欺骗和无情的背弃。[6]（P267）有人在讲到这样两方面极端的评论时曾说：“没有哪一个人像他这样被人说得更好或被人说得更坏了。”[7]（P694）也有很多人把克伦威尔说成是好坏参半的人物。休谟说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优秀的人物，甚至是一个卓越的天才”。然而他却是“靠了欺骗和暴行才使他成为国家第一把手的”。[8]（P401）拿克拉兰敦典型的话来说：克伦威尔是一个“勇敢的坏人”。因为他“既有那么多的受到咒骂、应入地狱的罪恶，又有些引起若干人长期怀念的美德”。[9]（P97）
    在如此庞杂的著作中，有一本书却受到近代历史学家的一致推崇。这就是上述费尔斯的《克伦威尔传》。这本书虽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就其内容所涉及的政治、军事、宗教领域及对人物和事件的记述而言，其取材之丰富、严谨；论述之清晰、扼要，都是他书所不及的。当它在1900年初版以后不久，著名历史学家特里威廉就称赞它是同类著作中的“最高权威”。[10]（P527）当代研究17世纪英国史的著名学者希尔和艾尔默等人，也异口同声，一致推崇，说这书“毫无疑问是克伦威尔传记中最好的一本”。[6]（PP270-301）[11]（P114）
    费尔斯于1857年出生于设菲尔德的一个钢铁厂主家庭，1883年到牛津定居，担任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1903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学术研究，集中于17世纪的英国历史。在他学术活动的早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曾担任英国国家档案委员会的委员、英国海军部特拉法加战役委员会委员，出版了许多17世纪英国史的史料和当时人的回忆录、日记，包括著名的《克拉克文件》。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大有裨益，使他熟悉了研究领域中的大量原始资料，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对所运用的资料的鉴别、取舍，都可驾轻就熟。
    除了1900年出版的这本《克伦威尔传》之外，费尔斯重要的学术著作还有：《克伦尔的军队》（Cromwell's Army,1902）、《内战时期的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 during the Civil War,1910）、《护国公制的最后年代》（The Last Years of the Protectorate,1909）。最后这部书是他继承和完成他的老师和朋友伽狄纳的多卷本英国史（1603-1656）未竟之作。（注：伽狄纳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即埋头从事17世纪英国史的写作，他仔细搜集考证大英博物馆、国立档案馆以及巴黎、马德里、威尼斯、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等地档案馆的资料。按年、月，直至逐日记述从1603年詹姆士一世即位起的英国史，终于出版了巨著A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1603-1642,10Vols（1883-1884）；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1642-1649,3Vols（1886-1889）；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Protectorare,3Vols（1901）。他本来想把事件写到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但写到1656年时，已年老体衰并于1902年去世。费尔斯即按老师的遗愿写了The Last Years of the Protectorate 1656-1658（1909），把历史写到克伦威尔去世为止，后费尔斯的学生戴维斯（G.Davies）又继续写了The Restoration of Chaslas Ⅱ，1658-1660（1955）。）此外，费尔斯还在《英国历史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为《英国名人传记词典》撰写了多达275条的人物传记，[12]（P76）该词典中有关17世纪英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几乎全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戴维斯又将他的遗稿编辑出版，其中包括《马考莱的英国史评注》（Commentary on Macaulay's History of England,1938）、《历史与文学论集》（Essays Historical and literary,1938）、《克伦威尔军队的团队史》（Regimental History of Cromwell's Army,1940）。
    费尔斯还积极从事学术团体的组织工作，他创建了英国历史协会，并两度担任该会会长（1906-1910;1918-1920）。在1913-1917年间又担任了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这本《克伦威尔传》是在伽狄纳和费尔斯本人多年研究17世纪英国史的基础上写成的。书中内容大都以第一手的资料为依据，凡书中所引用的重要史料，都经过了广搜慎选，并加以严格考证。如关于克伦威尔企图移民到美洲新英格兰一事，当时及后世有许多不同说法，费氏经过多方分析，认为有些说法属于揣测不实之词，其中只有一个说法“与已确证的说法相吻合，基本上是可信的，不应轻易地将之当成虚构而弃之不顾”。[1]（P37）关于克伦威尔死后埋葬地，也是众说纷纭。著者逐一对之进行分析，然后指出，克伦威尔肯定是葬在伦敦的康纳特广场，“在现在的康纳特广场所在地街道的一、两码深地下，在走过这里的人的脚步下或马蹄下，正埋着伟大护国公的遗体”[1]（P444）。在史料缺少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在有关论述中剔抉、分析，务求言之有据。克伦威尔少年时期默默无闻，史料甚少。费尔斯即细心在同时代人的记载中找到少数有关资料，予以记述。书中说：“克伦威尔在大学里学习了多长时候，我们不知道，不过，他在离开时并未取得学位，这是肯定的”。[]（P6）当代有些小册子说在1642年10月间的埃吉山战役中，克伦威尔“甚至根本未在战场上出现”。但费尔斯根据当时人的一份日记，经过分析后指出：克伦威尔上尉不但参加了这次战役，而且是属于“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军队，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军官之列。[1]（P82）如果资料欠缺，确实无以为据，也不妄加论断，而是根据多种旁证，详加剖析。关于克伦威尔是否交纳“船税”的问题，就是这样。强迫征收“船税”，是查理一世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而克伦威尔又是坚定地站在反对国王横征暴敛立场上的，人们很容易推想，克伦威尔必定会坚决拒交“船税”。然而著者并不以此而想当然地遽加论断，而是对许多资料进行研究、推敲，最后得出了克伦威尔可能也交了“船税”的结论。[1]（P30）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为了巩固他的个人统治，试图同长老派“妥协”，然而这种秘密的尝试性的勾结，“在历史上很少留下痕迹”。著者通过细心钻研各种史料，在克伦威尔给罗伯特·哈蒙德及沃顿勋爵的信中，体察到克伦威尔这种心迹，联系其他有关资料，从而推论出克伦威尔这时的重要政治态度。[1]（P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