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斯本人也对克伦威尔的一些行为进行了批判。当他讲到1653年克伦威尔依靠武力解散了长期议会时说：“长期议会所代表的立宪政府的理想，终将超过克伦威尔的军人力量……将议会解散，军队将扯掉自己身上一直赖以掩盖其行动的、极其可怜的合法性外衣。”“克伦威尔的一生都试图将军事力量套上宪法的外衣，使它看上去有某种特色，以达到可能改变其面貌的目的，但他失败了。”[1]（P319）护国公制建立以后，许多“有良知的人”不再支持他，他新引进的人中，许多都是朝三暮四只贪图个人利益和名位的政客。[1]（P477）这些都说明书中并无为克伦威尔文过饰非之意。
    然而，我们看到，当费尔斯离开叙述历史事实而对克伦威尔进行总的评价的时候，却说了许多显然是过分的话。如说：“克伦威尔无论作为一名士兵或是一位政治家，都远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英国人都要伟大得多。而他既是一名士兵，又是一位政治家。”[1]（P459）又说：“克伦威尔所取得的胜利，更多的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其次才是他的军队的素质。他的军事事业上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起步很晚。……克伦威尔在听到枪声和在指挥一个中队时，已经43岁了。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未经过军事训练的乡下绅士怎么能打败在欧洲经过最著名的军官专门训练的士兵呢？回答是，克伦威尔具有一种天赋的作战才能。”[1]（P460）这种把军事斗争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克伦威尔个人天才的论点，未免过甚其词。军事战争并非如两个棋手之间的对奕，士兵并非无生命的棋子，任凭棋手的调遣。战争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去进行的。任何一个优秀的统帅，如果指挥一个士气低沉、纪律涣散的队伍，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古往今来的军事史都可说明这一点。
    看来，费尔斯对克伦威尔评价上的这种天才论，也并非是他刻意要对克伦威尔阿谀粉饰，而是由于费尔斯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社会地位和文化教育的影响。费尔斯生活的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工、商业正迅速发展的时候。宪章运动业已平息，社会相对稳定，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正在全世界各地区扩展。费尔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并在伽狄纳辉格派史学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在他的周围，到处弥漫着维多利亚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想气氛，在这样的环境下，费尔斯回顾为英国资产阶级开辟道路，为英国海外扩张创建功业的克伦威尔，当然禁不住会产生欢欣感佩之情。难怪有人说，在伽狄纳和费尔斯笔下的克伦威尔，好像是“穿了乡下服装的格拉斯顿”。[17]（P31）
    费尔斯的书初版于1900年，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及克伦威尔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经济背景材料。另外，它未能揭示革命所以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注：近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书籍，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包括以社会经济变动来解释革命，见C.Hill 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ivil War,Puritanism of Revolulion（1986），pp.13-40,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Ja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ⅨⅩ（1959），pp.376-401.）书中说，内战“从未成为一次社会性的战争，而是一场意见和思想之战”。[1]（P71）对内战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只停留在当事人以上帝和“神意”所作的借口之上。1647年10月28日至11月8日在伦敦郊区的辩论会上，当辩论到国家政体，关于国王和上议院的地位时，平等派坚持君主制及上议院都必须加以废除，但克伦威尔回答时却说，假如上帝的意旨是消灭国王和上议院权力的话，上帝是能够做到的，无需军队去撕毁协议，使自己声誉受辱；他们应该等待上帝的安排，去执行他们当前明确的职责[1]（P176）。后来，克伦威尔又说，关于政府体制问题，“如与基督相比，仅是一堆粪土而已”[1]（P178），毫不重要。然而他在与平等派的代表激烈争论时，却死命抱住君主政体和上议院不放。到后来，即使他和独立派其他领导人不再相信查理一世时，他们仍不肯放弃君主政体。1648年春，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领导人讨论了废黜查理一世，让威尔斯亲王或约克公爵接替王位的计划。只是由于亲王不愿意接受而公爵逃到了法国，该计划才未能实现[1]（P185）。当1653年克伦威尔建立护国公制，以一种军事独裁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引起国内人士的广泛反对，但克伦威尔用镇压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反对者。一个著名的长老派卡拉米对克伦威尔说：以武力镇压“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在10个人当中将有9个人会反对你”。克伦威尔回答说：“那好，假如我解除了9个人的武装，而把刺刀交到第10个人的手中，难道事情还办不成吗！”[1]（P410）可见克伦威尔也很清楚他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现实的物质力量。费尔斯对此未作出深一层的分析。
    书中有些章节企图列举事实来否定这次革命的社会阶级斗争性质。如说，在内战双方的阵营都有许多贵族，而且有些贵族的家庭成员分别站到敌对的阵营中。“在埃吉山，登比伯爵和多费伯爵在国王卫队的指挥之下，而他们的儿子费尔丁勋爵和罗奇福德勋爵却在[议会军]艾赛克斯指挥下作战”。在克伦威尔的家庭中，他的叔父和堂兄都是狂热的王党分子[1]（P720），接着写道：“总的来说，这次战争是以光荣的人道的方式进行的……，除了在战争激烈的时候，很少发生流血的情况。”[1]（P73）对此，应该指出，上层社会人士及其家庭成员分别参加到敌对阵营的状况，并不能作为否定革命的社会阶级斗争的性质。因为一方面少数事例不能一概应用到整个社会上去，类似上述的情况，不仅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有，即使在以后的许多次大革命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另一方面，队级出身，不能作为划分革命中阶级界限的惟一标准，还应研究某一社会阶级出身的人其经济来源及其社会关系等因素，有些贵族出身的人，其经济来源是从事资本主义经营。[18]（P17）这样就不能只按其阶级出身来解释他在革命中的立场。特别是在17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因素深入农村，大批贵族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成为“新贵族”，他们站在反封建王党的革命阵营，就不足为怪了。另外，还必须考虑革命斗争双方的纲领及其实际影响。如果制订的纲领是打倒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那么拥护这个纲领的人，即使是出身于贵族，也是属于资产阶级阵营的。（注：近年来，有一批英、美历史学家列举历史资料，否定对17世纪英国革命的社会阶级分析，特别是所谓的“修正派”历史学家，把传统的史学观完全否定。甚至也否定了国王和议会之间的矛盾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些观点已引起另一批历史学家的反驳，论战正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