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斯只用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冲突来解释17世纪的革命事件，对一些历史现象的实质未能深入分析，受到某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当代一个历史学家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伟大的历史学家伽狄纳和费尔斯的研究方法的严重局限性，可以说并不仅在于他们对经济的缺乏兴趣、对阶级作为历史动力的缺乏了解，而且他们对在近代社会中的宫廷[在朝]和乡村[在野]的紧张关系相对忽视；同时他们对等级、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这些对当代人都是熟知的重要性也认识不够。”[19]（P26）
    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克伦威尔作为中等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站在政治斗争的中间立场上，在他右边的有封建王党和长老派，在他左边的有平等派等激进民主派。他左右两方都有敌人和朋友，随着斗争的发展，敌友也不断变换。费尔斯作为一个中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在思想感情上和克伦威尔声息相通。他既对克伦威尔反对封建王党给予积极评价，又对平等派等激进民主派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反感。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对平等派领导人李尔本的评价上。书中对李尔本的评论只用了寥寥几句话，而且是用了含混的冷冰冰的语气，说李尔本是“精力充沛的演说家和极为固执、勇气非凡的党派领袖”[1]（P240），在另一处，即他在《英国名人传记词典》中关于李尔本的条目内容比较详细，但一方面说李尔本“时刻准备牺牲自己去攻击任何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又说“他的激烈的利己主义，使他成为一个危险的斗士，他经常地由于个人的愤怒而牺牲公众事业”。[20]（P75）这种评价，受到了伯恩斯坦的反驳，后者认为费尔斯的评论不公平，因为“李尔本争论的发言，都是为了重要的公众利益”。[21]（P162）
    费尔斯在书中不但对平等派评价加以贬抑，而且显然对他们的作用不加重视。1647年秋，平等派对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的保守政策日益不满，即在10月15日拟订了自己的一份纲领《军队事业》。其中心思想是论述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要求废除王权和上议院，同时提出一些社会经济改革的要求，如停止圈地，将已被圈的土地归还农民，废除专卖权，取消什一税等。[22]（PP196-222）《军队事业》的内容和独立派已在此前拟订的《军事建议纲目》有原则的不同，至此，平等派和独立派的分歧日益激化。克伦威尔在议会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对《军队事业》作了百般攻击[23]（P512）。为了抑制平等派思想的蔓延，克伦威尔提议在1647年10月至11月8日在伦敦郊区的普特尼教堂召开会议，由独立派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代表参加。会上围绕平等派拟订的新的更重要的纲领《人民公约》展开争论，中心问题是国家政体即国王和上议院的地位和选举权即实行普选权或者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问题，双方展开互不相让的激烈论战。从政治、思想角度来看，这次争论是17世纪英国革命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它不仅对当时的革命发展，而且对以后一段英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对克伦威尔本人来说，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以费尔斯的学力和思想水平，他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而且，更令人注意的是：普特尼会议争论的详细记录，即有名的“克拉克文件”是经过费尔斯亲手仔细整理加以出版的，（注：1647年10月28日至11月8日议会在伦敦郊区的普特尼教堂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和平等派代表就国家政体军问题和选举权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全军会议的秘书威廉·克拉克用自己的速记方法记录了这次会议的发言，后来，克拉克在担任驻苏格兰的蒙克将军秘书时，利用空暇将速记稿整理复原。1891年费尔斯又将此稿细加整理出版，是为《克拉克文件》（Clarke Papers）。1938年伍德豪斯又将《克拉克文件》编选注释，以《清教与自由》一卷本出版。A.S.P.Woodhouse,Puritanism and Liberty.参见G.E.Aylmer,The State's Servants （1973），pp.261-262）。）他对会议的全部内容一定知之甚详，然而奇怪的是，他在《克伦威尔传》中，对此事的论述却不够详细具体。另外，他在书中说，在这次辩论会上“最后还是克伦威尔获得了胜利”[1]（P179）。这也是不符事实的。（注：在10月28日至11月8日举行的普特尼辩论会上，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各自坚持立场，未取得一致意见。会后，11月11日与会的平等派代表赛克斯比等15人在伦敦署名发了一份“若干鼓动员致他们团队的一封信”（A Letter from Several Agitators to their Regiments载A.S.P.Woodhouse,Purtanism and Liberty,p.452），其中说，会上经过长期争论通过了平等派在《人民公约》中第一条提出的关于普选权的要求。这信在会后不久在伦敦公开散发，可见不会是杜撰的，然而在会议记录《克拉克文件》中却没有会议对选举权表决的记录，究竟是何原因？是独立派高级军官将这天记录撕毁，或是这天会议秘书克拉克因事未记，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疑案。不过，在这次会议上，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未取得胜利，则是肯定的。参见拙著《欧洲史论》第202页。）
    和对上述一些过于粗略的记述相比，书中对查理一世被送到断头台斩首一事的记述却无微不至，而且是带着对受难国王的深切同情的笔调[1]（PP223-226）。当写到1649年2月9日埋葬国王遗体时，引述当时人的记载说，天空原来是晴朗的，但很快开始下大雪；黑丝绒棺布上被厚厚地盖上了雪，并完全变成了“纯洁无邪的”白色。这对送葬者来说，“似乎上天作出了一个象征，以表明他们死去的君主是清白无辜的”[1]（P226）。这样的词句，不仅表达了作者对“过激”的流血事件的反感，也反映了他保守的政治立场。
    书中有个别地方，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史实不太确切。如关于1647年5月底6月初，议会军的掌旗官乔伊斯带领骑兵前往关押国王查理一世的霍姆比城堡，把国王押解到军队驻地纽马凯是根据克伦威尔的命令[1]（P160），而美国学者阿勃特则认为，“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可以肯定或否定克伦尔在这个事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23]（P452）但根据具体资料，乔伊斯离开纽马凯前往霍姆比城堡时，克伦威尔正在伦敦。乔伊斯在霍姆比城堡抓到国王那一天，克伦威尔才离开伦敦。当费尔法克斯听说国王被抓到纽马凯军队驻地时，立刻派了三个连队来保护国王，而克伦威尔是支持费尔法克斯的这一意见的。克伦威尔写信给护送国王回去的华莱说：“要用除了武力之外的一切办法使陛下回去。”但因为国王不愿回到霍姆比城堡，这一命令才未执行。根据这样的情况来分析，这事不可能是由克伦威尔下令进行的。另外，关于1648年12月6日“普莱德清洗”时，从议会中被驱逐出去的人数，当时人的回忆录和各种记载，说法不一，因而后世各种著作也没有统一的说法。本书说，12月6日“普莱德上校和一些带枪的步兵阻塞住下议院的大门，抓住某些想要进入的议员，并用武力将另一些议员赶回去。这样的行动持续到7日，共逮捕了45名议员，有96名其他议员被赶走”。[1]（P210）但根据现代学者对各种资料考证，除了那些被囚禁起来的议员，被阻止在议会之外不得进入议会的议员共186人。[24]（P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