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是唐初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优秀的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超过他的政治思想，值得全面深入研究。
    一、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
    1.王朝的盛衰兴亡在人而不在天
    魏徵奉命主持编撰五代史，他全面、系统考察了北齐、北周、梁、陈、隋等朝兴盛衰亡的演变历程，并总结其所以然的原因。他特别引《尚书》和《左传》的话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逭。”“吉凶由人，祆不妄作。”（注：《隋书》，卷四，《炀帝纪》，“史臣曰”。）这两句话，前者见《尚书·太甲》，是太甲悔过之辞；后者分别见《左传》庄公十四年和僖公十六年，都是针对具体事情而言的，魏徵将它赋予普遍意义，以此说明王朝兴亡。他指出，北齐之兴，关键是高欢“以雄杰之姿”，为霸业奠定了基础；北齐之衰，是高洋夺得政权之后，“荒淫败德，罔念作狂”（注：《北齐书》，卷八，“总论”。）。梁之兴，是萧衍的“雄才大略，固无得而称”，但取得政权之后，不能“息末敦本”，“崇尚浮华”；到了后期，“惑于听受，权在奸佞”，以至“衅起萧墙”，“身殒非命”（注：《梁书》，卷六，“史臣魏徵曰”。）。陈之兴，是陈霸先“有雄桀之姿”，“英奇之略”，取代梁后，又能“志度弘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雠，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得其死力，故乃决机百胜”；陈之衰，则是陈顼“以骄侈致败”（注：《陈书》，卷六，“史臣魏徵曰”。）。隋之盛，是杨坚“劬劳日昃，经营四方”的业绩，但杨坚“素无术学”，“暗于大道”，“托付失所”，以至亡国；“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注：《隋书》，卷二，《高祖纪》，“史臣曰”。）
    显然，在魏徵看来，王朝的兴衰，都是由人的因素决定的。这个人，就是人君，人君的因素，包括姿质、才略、事功等，而至关紧要的是君德，试观所举亡国之君，没有一个是有德可称的。需要指出的是，魏徵在强调人君时，并未忽视人臣。他把人君比作“元首”，以臣下为“股肱”，认为“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籍股肱以致治。”（注：《贞观政要》，卷六，《君臣鉴戒》。）因此，在《隋书》中，对在隋王朝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都给予了突出的表彰，这表明魏徵并未将历史的发展完全归于君王一人。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魏徵极力推崇帝王将相，然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他不仅以舟水比君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注：《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声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更明确指出，“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注：《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他认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皆祸起群盗，而身殒于匹夫。”（注：《隋书》，卷七十，“史臣曰”。）魏徵把百姓与“群盗”分开来说，是他的地主阶级立场所致，以我们今天的观点而论，“群盗”就是拿起武器敢于抗争的百姓，“群盗”与百姓完全是一回事。
    以上表明，魏徵所重的人事，既包括帝王将相，也包括人民群众，自然以帝王为主。把历史发展的动因主要归结于帝王个人，无疑是历史唯心论，它可以解释一时一事，但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更不能揭示社会前进的规律，这是阶级和时代限制了魏徵。
    2.天的多重内涵
    对天、天道、天命，魏徵一般采取回避态度。他认为，“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注：《北齐书》，卷八，“总论”。）“且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注：《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所以，对天命，他即使肯定也往往是抽象的，接触到具体则避而不言。另需要说明的是，在魏徵的著作中，虽然也常有“天”、“天道”之类词语，但它们的内涵不是单一的，有多种含义，应当具体分析。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种：
    第一，指客观形势或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贞观十年（636年），魏徵在与太宗等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难，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注：《贞观政要》，卷一，《君道》。）这里的“天授”，便是指衰乱之时人们从事“覆彼昏狡”斗争的必然趋势。述杨坚代周云：“斯乃非止人谋，抑天之所赞也。乘兹机运，遂迁周鼎。”（注：《隋书》，卷二，《高祖纪》，“史臣曰”。）这里的“机运”，即当时的形势。
    第二，指自然界有关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魏徵在《隋书·经籍志》中论及历法时指出：“历数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这里的“天道”，显然指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动，各有其自身的必然性，不能人为地随心所欲胡乱歪曲，因此他对曲解“天道”的王劭、袁充给予严厉的批判，指斥“劭营符瑞，杂以妖讹，充变动星占，谬增晷影，厚诬天道，乱常侮众，刑兹勿舍，其在斯乎！”（注：《隋书》，卷六十九，“史臣曰”。）“揆天道”与“厚诬天道”，分别从正反两方面立论，但说的都是自然现象（日、月、星辰）的发展规律。
    第三，指神圣的、有意志的、支配一切的主宰。在总结梁武帝萧衍成败时，说他代齐是“应皇天之眷”，既成而后败，又是“失天人之所助”（注：《梁书》，卷六，“史臣魏徵曰”。），也将天放在人之前。论李密丧身，也是“运乖天眷”（注：《隋书》，卷七十，“史臣曰”。）。隋之亡，强调首先是“天夺之魄”，然后是“人益其灾”，才有“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注：《隋书》，卷七十，“史臣曰”。）。魏徵在这些地方的“天”，无疑是指有意志、能主宰人事的“天”。所以，他又宣扬“君犹天也，天可仇乎！”（注：《隋书》，卷七十，“史臣曰”。）把“天”看得如此神圣不可侵犯，自然是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着眼的。不过，这样的观点在魏徵的思想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从总体上说，魏徵的历史观还是以重人事为主，因而是进步的。
    魏徵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使他在政治生活中特别注意观察形势，强调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他为太宗制定的“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治国方针（注：《贞观政要》，卷五，《诚信》。），其核心“布德施惠”，主要目的就是调节君臣、君民关系，处理好人事问题，所以魏徵的进步史观便成为他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根据，使他的史论具有强烈的政论性，同时也支配了他的整个历史意识，指导了他对历史的反思，有必要认真研究与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