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
    以史为鉴是我华夏族人古老文化的优良传统，魏徵予以继承发扬，他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鉴戒引向致治。
    西周初年，召公在反思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时提出：“我不可不监于在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注：《尚书·召诰》。）希望成王警惕夏、殷亡国之训，这可以说是以史为鉴的滥觞。此后，这一思想逐渐为世人所认同。东周时期，“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注：语出《诗经·大雅·荡》，《孟子·离娄》下引以为立论依据。），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再后，差不多所有著名史学家都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西汉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东汉荀悦为侍中，“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注：《申鉴》，卷四，《杂言》上。）南齐沈约撰《宋书》，也是因为认识到刘宋英主名臣的功绩及“虐后暴朝”的“国衅家祸”可以“式规百叶，作鉴于后”（注：《宋书》，卷一百，《自序》。）。然而，直到唐初，人们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始终停留在鉴戒水平上。所谓鉴戒，主要是提高警惕，避免重蹈覆辙。这样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起作用便只是参考而已，与直接用于现实，还有相当距离，这大概与西周以后，史官放绝，地位下降有关，司马迁曾慨叹“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注：司马迁：《报任安书》。），所以他只能“述往事，思来者”（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寄希望于未来。
    唐初人们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其先觉者正是魏徵。贞观三年（629年）魏徵出任秘书监，他在参预朝政的同时，组织学者，校定群书，编制目录，并亲自撰写书序，这就是现存的《隋书·经籍志》各序，其中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他关于古代史官制度、史官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隋书·经籍志》），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史官制度的建立与经籍的兴起。魏徵说：“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注：《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经籍源于史官，这实际上把所有典籍都纳入了史的范围。清人章学诚谓“六经皆史也”（注：《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下。），甚受人称赞，嘉其有识，而这见解早在千多年前魏徵的史学思想中就萌生了，只是魏徵没有来得及具体阐述。
    第二，古代的史官制度及史学传统。他赞赏殷周时期“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他称扬古代史书“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
    第三，儒家经典和诸子之言与史学传统。魏徵认为：“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子惜斯文将坠，“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但自孔子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分散四方，对孔子的学说各有解释，互有乖违；及至“战国纵横，真伪莫辨”，于是“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可见，在魏徵看来，“史”先于“经”，“经”是“史”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史书“褒贬失实”的情况下，作为“史”的补充才有的。至于诸子之言，则是在孔子学说遭曲解之后才出现的。
    第四，古代史官的地位、责任及应具备的条件。魏徵说：古代史官地位崇高，“百官众职，咸所贰焉”；责任重大，“内掌八柄，以诏（助也）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只有“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的人才能充任。魏徵说古代史官在百官之上，主要任务协助君王治理国家，只有博古通今，天文、地理、人事样样精通的人才能担任，这是借古事达己意。古时尊崇史官，并没达到这程度。以殷、周“五史”而论，是春官宗伯的属官，哪里够得上“百官众职，咸所副焉”。至于掌八柄，助王治等，那是天官冢宰的职责，“五史”不过是掌管有关文书而已。只是到了唐代，像魏徵本人以宰臣身份总监修史而且亲自秉笔，以总结王朝兴亡之训为旨趣，这才是史官居其位，在百官之上而助王治。
    魏徵关于古代史官制度、史官地位、责任等的论述，有的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或可争议，然而问题不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他对史实的概括，而是在史实的叙述中所反映出来的新思想，其精髓是：
    第一，将“史”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史”不仅先于“经”，而且也重于“经”。试将《隋书·经籍志》的“经部序”和“史部序”作一对照，魏徵在论“经”的作用时引《礼记·学记》的话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意思是士人学“经”，是为了知“道”。“道”指什么？魏徵说“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中庸之道）。”可见，在魏徵看来，“经”是先王用来“防人欲”的，主要作用于人的道德行为。而“史”呢？它“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魏徵认为史籍概括了圣王的教化，使圣王的美德更加显著，史书毫无遗漏地保存了圣王精深微妙的治国之道，详细记载了王朝盛衰兴亡的历程。“史”重于“经”，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晰。
    第二，将鉴戒引向致治。魏徵所以如此推崇“史”，因为“史”可以“诏（助）王治”，是“为治之具”。贞观初，“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萧）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注：《新唐书》，卷一九八，《萧德言传》。），五年（631年）书成，魏徵将书定名为“群书治要”，他解释缘由说：“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注：《魏郑公文集》，卷三，《群书治要序》。）这样“史”的作用就不仅是传统的鉴戒而已，而是有了新的内容，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太宗在阅览后，对该书十分欣赏，特亲笔作答，称“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注：《全唐文》，卷六，《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太宗说他的“致治稽古”的认识，来自魏徵，这不是谦虚，而是实情。因他本人“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注：《全唐文》，卷六，《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
    正是由于魏徵的倡导，太宗的大力支持，贞观时期以史议政之风遍及当朝，乃至后宫，大到治国方略，小至日常生活一言一行，贞观君臣无不谈古论今，以史为鉴，以求致治，这对当时政治和后世史学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
    如何以史为鉴，取鉴什么以求致治，魏徵对传统的历史反思也有新发展。在唐以前，以史为鉴主要是鉴戒，最初注视的焦点在君德，西周召公提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有根据就是夏、殷之君“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要求成王“敬德”（注：《尚书·召诰》。）。周公作《无逸》，列举历代殷王享国长短的经验教训，要成王“监于兹”，“无逸”。（注：《尚书·无逸》。）“敬德”、“无逸”角度不同，目标一致，都要求君王借鉴历史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约束。
    春秋以降，王室衰微，天子权威一落千丈，以史为鉴便从君王“敬德”转到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论语·八佾》。），正是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而发的。战国诸子争鸣，以史论理，重点也在辩难制度的得失。
    强大的秦王朝一朝覆亡引起人们再思考。秦自孝公在商鞅辅助下实行变法以来，国力日增，国势日强，至秦始皇终于荡平六国，统一海内，说明秦的制度是可行的，为何二世而亡呢？问题出在政策。贾谊作《过秦论》，对秦实行的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秦始皇及二世的暴政则作了猛烈抨击，“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司马迁热情赞扬贾谊的见解，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以史为鉴重点转到方针政策。东汉荀悦作《汉纪》、《申鉴》，也是因西汉的“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注：《前汉纪》，卷三十。）
    历魏晋南北朝以至于唐初，历史反思的重点仍在方针政策。武德五年（622年）高祖采纳令狐德棻建议，诏修魏、齐、周、隋、梁、陈诸史，是见于六代的“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尚无记载，“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注：《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这次修史，因种种原因历数年不成；贞观三年（629年）重修五代史，太宗于十年书成时追述其撰史之志云“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注：《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太宗欲览前王的什么得失，这里没有具体说明，但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有明确交代，他说“圣思所存，务乎政术。”太宗曾赋诗云：“执契靖三边，执衡临万姓”，以为如此便能“无为宇宙清”（注：《全唐诗》，卷一，《执契靖三边》。）。对外“执契”（把握时机），对内“持衡”（保持公平），也表明太宗关心的重点在方针政策和策略，这可以说是唐初君臣的普遍认识。
    将历史反思的重点作再转移的又是魏徵。他在考察隋朝的兴亡过程中发现，拿文帝开皇之初与炀帝大业之盛相比，以实力言，无论是土地、户口，还是甲兵、粮食，开皇根本不能和大业比；就形势看，文帝伐陈比炀帝征高丽困难得多，陈国人材济济，有长江天险等等都是高丽所无的，然而，文帝成功了而炀帝遭惨败，为什么呢？“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也。”这样问题就落在君王身上。炀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注：《隋书》，卷七十，“史臣曰”。）所以魏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看重君德。他从考察历代的兴亡中得出了规律性的结论：所有创业之君，开始都希望“齐明日月，合德天地”，然而，“靡不有初，克终者寡”，原因在哪里？在于不能“明德”，“以中庸之才，怀可移之性，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佞谄之伦，承颜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注：《陈书》，卷六，“史臣魏徵曰”。）所以魏徵在对历史发展作理性说明时，不但将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君德连在一起，而且进一步指出影响君德的要害是嗜欲。以史为鉴，君王必须积德节欲，善始克终。这样的历史反思，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