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代的中国学界与思想界，康有为与严复是两位轰动一时的风云人物。（注：日·稻叶君山在《清代全史》下卷（中华书局本，第4章第30页）中这样写道：“此时（指清革新时代）重要之著作，如康有为之孔教论，严复所译之《天演论》，当首屈一指。自曾国藩时代所创始之译书事业，虽有化学、物理、法律各种类，然不足以唤起当时之人心。至此二书出而思想界一变。”）康有为是戊戌时代今文公羊学之主将，严复则为迻译西方哲理之开山，治学各有所异，然而两人不仅在当时的影响同为最深且巨，而且在其他某些方面亦表现出不少惊人的相似之处。
    康、严同是戊戌时代思想最为敏锐的学者。对于戊戌时代特有的症候，对于这一时代成为数千年历史之根本转捩，两人有着同样超乎常人的特殊警觉。正像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惊呼中国正面临“四千年之变局”（注：参见《康有为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335页。）那样，严复也预告了这一数千年未遇的“世变之亟”的到来：“呜呼！观今日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本文所要讨论的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康有为与严复又同是戊戌时代以学术求“经世致用”的两位先锋，且两人都在以学术求致用的祈向中，对以求“真”为指归的学术规范有所逸越。
    戊戌时代的学术是开启20世纪现代中国学术之枢纽。作为19、20世纪之会合，从实质上看，戊戌时代与20世纪在学术与思想上更为接近，共成一个脉络系统。探析康、严逸失学术规范的表现与原因，旨在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经常同样出现的学术的求用与求真的矛盾、对这一矛盾与学术规范之阙失的某种内在的关联，能够进一步引发日后更为深入的思考。
    一
    甲午之役后，康有为叱咤于政界，为倡言变法维新，四年内共七次上书，终于以策士出任，在戊戌变法中领衔主角。
    康有为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他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不但与他的公车上书、策动变法的政治行动同样震动天下，而且两者息息相关，融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他实在是清末经世致用学术思潮最为突出的代表。
    康有为的学术立场与学术旨趣十分鲜明，就是通经致用。年轻时，他便对宋明儒空言性理、清儒终生埋首考据十分不满，将之均斥为“无用之学”：“宋、明国朝文章大家巨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注：参见康有为：《我史（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条下，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20页。）字里行间，他以是否“有用”作为学术褒贬的准绳，已是十分清楚。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给弟子梁启超等人讲学时，就将“务通变宜民”的“经世之学”定为学术宗旨，并标举公羊学的素王改制为旗帜：“六艺之学，皆以致用”；“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谷》”（注：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页。）。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公羊学与现实政制关系最密，而孔子学说如夏葛冬裘，是“随时救民之言”。他始终坚持“致用”的标尺，以此衡量下来，三代以后只有西汉经学“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谏，以洪范说灾异，皆实可施行”、“近于经世者也”（注：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页。），此后经学变异，“相率于无用”；尤其是清儒治经只注重音韻训诂，“学者尽数十寒暑，疲力于此，尚无一心得。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注：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7页。），以此求道，何异于“磨砖而欲作镜，蒸沙而欲成饭”（注：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页。）。况且在他看来，清儒所治的古文经早已被西汉刘歆所遍伪篡乱。所以，康有为一方面自创学派，定下学规，在治学方法上吐弃汉学宋学，而以公羊学微言大义法，明“古圣贤创法立制之精义”；另一方面，他制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旨在把汉以后两千年之经学宣判为“伪经”，从而证明以今文公羊学进行学术变革的必要，并进而创造出孔子托古改制的素王形象，为自己的维新变法寻求精神上的强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