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此之故，严复不仅将赫胥黎原书题目中重要的另一半随意笔削而去，而且在正文翻译中亦常常改动原著之精神旨意。如在前半部分的翻译中，他将赫胥黎特别留意限定于自然界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常常以己意改撰，扩为整个人类社会均受此同一规律支配笼罩，在正文的翻译中增入了下述原文所无的意思（以着重号标出--笔者）：“物竞之水深火烈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纵横之际”（《导言十五·最旨》）；“凡兹运行之理，乃化机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静观，随在可察。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导言二·广义》），即将政俗与人文列为均受物竞天择支配。在《导言四·人为》中，他亦擅自加入自己的意思：“彼苍所赋畀，且岂徒形体为然？所谓运智虑以为才，制行谊以为德，凡所异于草木禽兽者，一一皆秉物则，无所逃于天命而独尊。由斯而谈，则虽有出类拔萃之圣人，建生民未有之事业，而自受性降衷而论，固实与昆虫草木同科。贵贱不同，要为天演之所苞已耳，此穷理之家之公论也。”在《导言十六·进微》的翻译中，他也增加了赫胥黎原文中并无、且与赫氏所强调的“猿与虎的生存斗争方法与健全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调和的”正相悖反的意思：“唯物竞长存，而后主治者可以操砥砺之权，以砻琢天下”。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一开头，就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此后，“信、达、雅”几乎就成了公认的译事典则。实际上，严复本人在此三者中最不重视的是“信”，他所孜孜以求的，是“达”；骎骎为力的，是“雅”。他认为：“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注：《天演论·译例言》。）（于此可见他将“达”列于与“信”同等重要）；他又说：“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注：《天演论·译例言》。）（这又显然已把“达”高置于“信”之上了）。前述那些本非赫胥黎所意的文句在严复《天演论》所译中屡屡出现，正是他着意求达己意所致。不光如此，他在译文中还常穿插进中国的古事古理，加以附会。如在翻译赫胥黎认为善恶本身也在不断演衍进化一段中，加入“尧、桀、夷、跖，虽义利悬殊，固同为率性而行、任天而动也”（《论十五·演恶》）；在《导言十三·制私》中，严复将赫胥黎原文引用圣经《旧约》中的一段故事也改为以中国古代之人与事解释：“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其憾之者犹人情也。”在试译中（后作了修改）更是充满了大量的“孔子曰”、“易曰”之类的插入，以至于连直夸《天演论》“体势高峻，直摩周秦诸子之壁垒”的吴汝纶，也觉得不对劲，不得不提醒他：“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聘。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原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为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究不若纯用原书之为尤美。”（注：吴汝纶：《答严又陵》（丁酉二月初七日）。）
    严复的《天演论》对照赫胥黎原著，不仅在题目上有删削、行文上有附益、宗旨上重“达”轻“信”，而且体例上也颇不精审，甚为芜杂。《天演论》每篇末几乎均附案语，有介绍比较与他书异同的，有评骘得失的，有借题发挥的，严复自称以此“嘤求”与“丽泽”。有些案语的字数甚至超过本文，如《导言二·广义》、《导言三·趋异》、《导言十五·最旨》、《论九·真幻》、《论十·佛法》、《论十一·学派》，均是如此。不光是《天演论》，严译名著除了少数几部外，大都不是忠实于原著、讲求“信”的译本，而是有增有删、有取有舍、有评论有改造的“达旨”之作。他在《名学浅说》序言中这样承认：“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
    严复对自己的《天演论》为求达而“有所颠倒附益”、在“真”上有所阙失并不讳饰。他自称《天演论》：“题云达旨，不云笔译”；自评为“取便发挥，实非正法”；并告诫后人不宜仿效：“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注：《天演论·译例言》。）。严复之所以如此，乃是为了通过这种改作甚至创作，演绎成一部借赫胥黎之书“使人怵焉知变”的惊世之作，于时局痛下针砭，以“自了国民之天责”。一句话，就是为了经世致用。
    严复不仅为了求“达旨”之用而在翻译的学术规范上宁可逸越，而且还为了求“雅”，亦不惜乎在“信”上失“真”。他主张，文章须“求其尔雅”，“期以行远”（注：《天演论·译例言》。），并认为“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注：《天演论·译例言》。）。也就是说，译笔越古雅，越经得住时间考验，才容易“达”；文体越晚近越俗，不仅难以做到“达”，而且不易长久，“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注：严复：《与梁启超书（一九○二年）》。）。因此，严复不顾中西古今文体文字的差异扦格，对于赫胥黎、斯宾塞、穆勒等这样一批西方19世纪学者的著作，在翻译中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句法乃至遣词。他喜欢遣用汉以前的古词以对译西方近代学理的新词，如，从《庄子》中找到“幺匿”一词，以对译“单位”；将“全体”译成“拓都”；将“有机物或生物”译成“官品”；将“单细胞生物”译成“单幺”；将“自由”译成“自繇”；将“归纳”译成“内籀”；将“演绎”译成“外籀”；将间接之知译成“谟如”；将“三段论”译成“演联珠”；等等。他的译作不仅文词力求渊雅，而且十分讲求音韵铿锵，桐城气息甚浓，被吴汝纶誉为“今赫胥黎之道，……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注：《天演论·吴汝纶序》。）。
    然而，原本明白易懂的原著被严复这样一译，毕竟变得艰深，正像梁启超后来所批评的，“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梁批评了严复这一文人积习，认为“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才能使学童受其益，才能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并顺便再度宣传了“文界宜革命”（注：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
    对于梁启超的善意批评与建议，严复颇不以为然，申言道：“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声明自己的译作就是写给“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看的，而不是“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注：严复：《与梁启超书（一九○二年）》。）。他更认为“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除了理想与学术，其他方面谈不上有进步；如果采用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近俗之辞，只能取便市井乡僻之人，这对于文界来说，是“陵迟，非革命也”（注：严复：《与梁启超书（一九○二年）》。）。这位将西方进化论首播中国、力倡“物竞天择”之理无所不在的严复，就这样轻率地断言“文界无革命”，陷自我于矛盾之悖境；而他的那些古词古语，则早已被白话文革命“物竞天择”掉了。
    对于严复的译著重“达”、重“雅”而不甚重“信”，对于他在学术规范上的上述疏慢或逸失，当时及后来的学界均有不少人提出了批评。傅斯年认为：“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严先生那种达旨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旨而后已。”（注：转引自《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37页。）张君劢对严复的评价是：“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学虽美，而义转歧”；又说：“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注：转引自《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38页。）。
    在文体上，除了梁启超指出严复“刻意摹仿先秦”之偏颇，章太炎也不满于严复的译作八股气十足：“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注：章太炎；《〈社会通铨〉商竞》。）黄遵宪也向严复投书，提出了希望他一“造新字”、二“变文体”的要求，并引用了学术史上佛经内典之翻译、元明之演义等别成文体的事实，主张文界即使无革命也要有维新（注：黄遵宪：《与严又陵书》，《严复集》第5册附录三“师友来函”，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故适则说：“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终于失败了。失败最大的是严复式的译书。严复自己在《群己权界论》的凡例里曾说：‘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这是他的译书失败的铁证。”（注：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胡适思想小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严复的《天演论》，这本中国首译西方哲理之第一书，就这样以它的巨大思想影响和它在学术规范上的不无阙失之憾，一起载入中国学术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