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康有为主要是利用传统经学这一中国学术原本固有的最大资源大加创便发挥、以期“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注：《清代学术概论》，第73页。）的话，那么严复则是通过引进西方哲理社会科学这一崭新的思想资源，特别是以《天演论》迻译西方进化论，振聋发聩、轰动天下，使优胜劣败、物竞天择之理不仅震动当时中国思想界，而且直入整个社会的坊间民心。
    曾留学英伦的严复，其经世致用之心的强烈，丝毫不逊于康有为。他在甲午后迻译《天演论》，实在是因为感到“胸中有物，格格欲吐”（注：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一），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780页。），痛感于“今日之变，固与前者五胡、五代，后之元与国朝大异，何则？此之文物逊我，而今彼之治学胜我故耳”；痛感于“治国固以人心风俗为本，如今中国之人心，虽与之德之陆旅，英之水师，亡愈速也，呜呼！衮衮练兵购船何为者”（注：严复：《与吴汝纶书》（一），《严复集》第3册。），痛感于“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注：严复：《与张元济书》（1898年）。）。他要通过迻译，祛翳揭蔽，使国人洞识中西实情，惊悟“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第43页。）这一“天演之秘”。
    这一迫切的求用心理使严复的《天演论》在学术史上别居一种十分特殊的双重地位。就思想史而论，《天演论》的影响可以说早已越出学术界，直接深入社会人心，远较当时任何其他学说的影响更为广阔而深刻：“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注：《辛亥革命前十年讨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46页。）；然而，《天演论》在译坛的学术规范上，则可以说是屡屡无辙而行，多有失真之处，引起当时及后来颇多学者的微词。这一似乎并不十分谐和的双重角色其实非但并不矛盾，而且从一定角度看，可以说其思想史上的深刻的影响恰是因学术上的失真改作而造就。
    严复《天演论》的翻译在学术规范上的阙失，其表现是一为求用，二为求达，皆宁可失真。
    严复是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翻译成《天演论》的。赫胥黎根据自己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讲演，扩充改编写就此书，其主题线索是把整个宇宙自然界视为“大宇宙”，将人类社会视为“小宇宙”，强调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既有联系又有根本不同：人既是自然界物竞天择的产物，是大宇宙的一部分，又是它的最终征服者；自然界采取的是物竞天择的进化形式，造就了人“自行其是”的天性；与之相反，人类社会的进化要靠人的“自我约束”这一“人为的人格”，要靠伦理过程－社会结合的逐渐强化。赫胥黎在此书中并由此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泛用生存斗争解释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批评，明确主张以“伦理的进化”建立一个完美的、进步的“小宇宙”，以对抗生存竞争的大宇宙：“社会的文明越幼稚，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就越大。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称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注：《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3年中文版，第57页。）
    应当说，赫胥黎原著中强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有不同的进化形式的旨意是十分清晰的，而严复对赫氏强调“天行人治必相反”亦十分了解，且行文中时有提及。然而，严复对此书的翻译在题目上就只取了原题的前一半，即只将“进化论”译为“天演论”，而将另一半“伦理学”干脆舍弃不译。这当然并非出于疏忽。因为严复之意本不在于渲染赫胥黎所持的人类社会应依靠伦理进化的主张，他“怀铅握椠，辛苦迻译”此书的本心，是为了“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注：严复：《〈天演论〉自序》。），是为了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发为惊天动地的呐喊，是为了替濒临亡国灭种之虞的中国撞响长鸣的警钟：一句话，是为了以物竞天择之“理”，求自强保种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