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康有为与严复对学术规范的轻慢与逸失，考察起来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所致。
    甲午战争引发的戊戌时代，是数千载中国学术史由旧向新、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根本折点。戊戌时代之称为世变之亟，与其说是社会和政治涵义上的，毋宁说首先是学术层面上的。这不仅是因为戊戌学界对于甲午世变最感痛深，更因为在这一巨创中，学者们看到了引动中西、乃至中日国势逆反、乾坤倒转的枢纽，已决然不在声光化电、船坚炮利的形下之迹中，而必须从学术的“器”的层面突破、向“道”的领域追寻。一场声势浩大的数千年中国学术史的根本变革之局正在徐徐全幅拉开帷幕。最先强烈感受到这一学术大转折、并率先对此作出反应的，正是以康有为、严复为首的感觉锐敏的一代戊戌士人。
    戊戌时代又是学术史上一个苍黄不接的过渡时代。昔日古朽的学术殿堂在已经开始的时代沧桑之变中风雨飘摇，岌岌危而将倾，而新的学术地基与领域则尚未及辟成建立。章太炎形容这一时代的焦灼不安为：“既乱易治也，既治易守也。若夫疆蒌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而文武恬熙，举事无实，枭狐窃柄，天与之昏，是为大乱之将作。”（注：章太炎：《变法箴言》，《经世报》第1册。）梁启超则将处于这一学术交替时代中急于求知识于域外的学者比喻成“久处灾区之民”，形容他们在这一“学问饥荒”之际，“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可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9页。）这种学术过渡时代的转换性质，这种焦灼不安的时代心理，这种“学问饥荒”中生吞活剥的特定场景，使戊戌这一个大过渡时代中的新的学术成果因此而难免多有驳杂、牵强、幼稚等不成熟处；而原有的学术规范与传统学术的整体一起，在时代的狂飚惊雷中受到了剧烈震荡。这种新与旧的断裂与交替，是导致过渡时代特有的规范失序现象的第一重原因。
    正是由于戊戌时代这种旧学派权威将坠未坠、新学派系统欲成未成的过渡性质，在精神领域却造成了学术与思想“无定于一尊”的格局。原先潜伏着的诸子学、佛学等传统学术的支流已日渐涌动，尤其是甲午之后代表西方学术命脉的西方哲学、史学、文学等学说思潮冲破藩篱、汹涌而入，与佛学、子学一起，形成了当时几大思想资源数川会合的特有学术景观，学术界因之洋溢着格外旺盛的自由研究精神。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戊戌学者充满了“挥斥方遒”的激昂意气和活跃的创作精神，使此时的学术界在精神气象上展现出一派葱葱郁郁的方春之气。然而，元气淋漓的同时，与学者各人的气质情性亦有相关，却也难免在学说上时有任逞胸臆、逸越规范的情况发生。如康有为，如严复，均表现出不受旧有家法或应有规则的拘范，倾向于采用非常之手段以推陈出新，以逸越常轨之途径开辟新的学术疆土。这种强烈的创造力特征，使他们往往情不自禁地视学术研究为一种激情创作。这是造成此时学术规范易于失落或逸出的第二重因素。
    最后，检视戊戌时代学术大变局中的规范失落，最不能忽视的因素乃是晚清经世致用学术大潮的涌动。
    早在清学之初，出于对“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为诘”的晚明理学空谈心性的拨乱反正，以顾亭林为首的清代儒者已经发起过一场讲求“经世之务”的学术运动。顾亭林曾将这场运动的宗旨概括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注：《亭林文集·与人书三》。）也就是说，清初的经世致用，一是关注时务，强调“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二是矫正晚明束六经不读、专从事于游谈之流弊，强调“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注：《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倡导攻研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