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以还，清儒在研读六经中为求真解，带动以研求名物典章制度为对象的考证学日益发达精善，进而一统学界天下。道咸以后，考证学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与晚明空言心性一样走入究途末路。延及清末，不仅是学术本身的发展需要再度来个反拨，而且随着外患日急，激成变局，思想与学术界为之大怵，经世致用的呼声更为迫切，卓然形成了激荡的思潮。戊戌这些思想敏锐之士，比起清初之儒来似乎更为忧危天下，有着更为强烈的求变心理，为谋求民族的自强保种，指天划地，慷慨激昂，以规天下之大计，“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之观念”（注：日·稻叶君山：《清代全史》下卷，中华书局版，第4章第30页。）。自戊戌至五四，学者社会多有骁将直接涉足政界，便是这一经世致用大潮风起浪涌的明证。这一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在学术上造成的后果是，求用与求真在19、20世纪之会经常发生矛盾，在不少讲求致用的戊戌时代学者身上，都可清楚地看到求用被置于求真之上的迹象，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有康有为以公羊文饰政论，严复以“达旨”译述《天演论》以警世。这也实在难怪，因为一方面，求用在当时成了如此普遍而强烈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需要（注：康有为即如是说：“余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葳，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期有济于世而已”。（《与沈刑部子培书》），《康子内外篇》，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9页。），另一方面是因为，正像梁启超总结自己当时的治学所弊时所指出的，当时的“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注：《清代学术概论》，第81页。）。
    康、严的学术规范之逸失固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这些阙失与这些原因，却能启发人对于学术的“求真”与“求用”的关系，对于应有的学术态度与学术追求，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当时有些学者对此已有一定关注与探究。
    梁启超曾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真理者”（注：梁启超：《学与术》，《饮冰室合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页。）；严复自己也说过：“学主知”，“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注：《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5页。）。在人文历史领域，学术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理性认知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兴衰更替、对历史上出现的思想与理论的起伏升降的真正原因及一般规律作客观的知识的探究，在不断考察、累积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系统的知识形态建筑，因此，它的内在的基本要求就是“求真”：讲求史料对于客观事实的真实与对应；讲求分析程序合于逻辑规范之真恰与确当。学术以求真为指归，有其自当不移的独立的、客观的知识价值，它的基地、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独立性与客观性。它独立于研究者当时的历史文化情势：它以自己为目的，“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注：《严复集》第2册，第275页。），“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注：章学诚：《与朱少白论文》，《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故它在本质上并未将“求用”纳入自己的内在宗旨：“学者将以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注：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有用无用并不是它从根本上必须关注的东西，也不能成为衡量与评判它的真正标尺：“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注：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如果一定要从“用”这个角度来观察学术功能的话，可以说，它就是庄子所说的那种“无用之大用”。
    学术的客观性则要求它的研究者对于史料之积累具有良好的知识价值信念与素养，无有成见，空所依傍，无我而依他起信。学术研究者应如法吏判狱，无偏无党，对之进行实证的而非臆度的、实事求是的而非主观意向的分析，而这就要求一系列学术规范的支持及制约：“今之学者学为匠也。为匠者心有规矩绳墨，模形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绝之。”（注：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第151页。）
    至于“求用”，正如上述，它并不是学术本身之内在必须，而是一种外来的需求。它与学术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可以一致：只要研究者能以求真求是为“第一义谛”，并严格地将之作为必守的前提与准则。但较多的情况是，求用追求的主要是一种经世效应，并往往确能在现实中达到轰动一时的效应，因而在思想史上常常留下辉煌的、或显赫一时的记载；然而与此同时，求用的另一面却在学术研究中不时倾向于逸越规范，从而导致研究的失真。求用者往往以学术为手段，“为我而求其益损”，因而太有成见，常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先期介入，以致对知识体系价值联系的因果分析造成干扰，强求之以就我，甚至以个人好恶任意剪裁或编造史料，影响了对思想系统的完整合理的理解，甚至出现种种不可思议的夸诬，造成“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某种二律背反，在这方面得到了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呈现。
    在比较康、严学术规范逸失的同时，顺便要提及的是，或许是严复对学术的独立性与客观性有一定的认识（见前述引文），他在学术转歧的路上，毕竟没有像康有为在“两考”中那样，走得那么远，陷得那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