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
    魏徵以史为鉴，不囿一时一事，不主一尊一经，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具有鲜明通鉴反思的特点。贞观二年（628年），太宗问魏徵：“何谓为明君暗君？”他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接着引用故事从尧、舜、秦二世、梁武帝以至隋炀帝为例从正反两方面立论（注：《贞观政要》，卷一，《君道》。），表现了他纵贯的通鉴反思。另魏徵又认为：“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各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魏徵认为，“圣人之教”有偏，“圣人之政”各异，因此主张各家学说按不偏不倚的原则，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总而不遗），表现了他横贯的通鉴反思。
    魏徵这种纵横贯通，以史为鉴的治史方法在他主持编撰的《群书治要》及《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中更得到集中反映。这两部书虽然都是奉诏而作，但编撰体例、内容选择、材料取舍都由魏徵裁决，反映的无疑是魏徵的思想。
    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明白指出，编这书的主旨是“将取鉴乎哲人”，而其取材“爰自六经，迄乎诸子，上始古帝，下尽晋年”，这表明该书的取鉴是上下相连，诸家相系，纵横贯通的。《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也同样，该书主旨为“欲使见善思齐”，“闻恶能改”，而其取材“自轩二十五子，舜举十六族，爰历周汉，以逮陈隋”，这也表明是书取鉴是古今上下贯通的。
    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反思历史，司马迁《史记》曾创成功范例，但像《史记》这样包罗万象，穷极数千年的煌煌巨著非大手笔难为其事，无怪司马迁之后，尽管亦有效颦者，如梁武帝时之《史通》、元魏王晖的《科录》等，但无一成功之作。而魏徵以他的理论和实践，将取鉴与纵横贯通反思历史结合起来，新创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使司马氏的史学传统得以弘扬，不仅对唐代，也对后世史学发生了极其巨大深远的影响；即对今天的学人，魏徵的治史方法也是有参照价值的。
    魏徵的史学思想无论在当代还是后世都起了巨大作用，影响深远。他死后不百年，玄宗时撰《唐六典》，述盛唐职官建制，“其本原设官因革之详，上及唐、虞，以至开元，其文不详，其事甚备，可谓善作者。”（注：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唐六典》。）显然，这是继承了魏徵的纵贯思想。其后杜佑纂《通典》，自叙其撰著之旨云：“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注：杜佑：《通典》，卷一。）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是见于古今的数十家地理著作均“莫切根要”，尤其对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不足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可见，杜佑、李吉甫都是将他们的著作作为“为治之具”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而这不又是魏徵取鉴致治思想的张扬吗？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再三申明，“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八，“司马光奏疏”，《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臣光曰”。），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注：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因此特赐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事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历时1362年，成为通鉴之作的典范，这使魏徵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更加弘扬，此后以“资治通鉴”、“通鉴”为书名而撰述者不下数十种，其影响之大，于此可见。
    明清史学家倡导“经世致用”。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卷末《叙论》，卷四，卷二十。）所谓“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就是“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卷末《叙论》，卷四，卷二十。）王夫之论史的取鉴更加深刻透彻，而落脚点亦是“为治之资”，与魏徵的“为治之具”，一字有别，然意思并无二致。有趣的是王夫之十分鄙薄魏徵的为人，魏“（魏）徵之起也，于群盗之中，事李密而去之，事隐太子而去之”，“余于才而未闻其修能之自洁者也。”（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卷末《叙论》，卷四，卷二十。）然而，他的史学思想又与魏徵如此心心相印，这充分反映了魏徵史学思想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