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订本和初撰本二相比较，不难发现重订本在体例和内容上都做了较大改动。体例改 进从初撰本和重订本的篇目设置上可窥见一斑。初撰本的编次如下：地理志六卷；广述 八卷，包括法英婚盟和战纪二卷、拿破仑第三用兵纪二卷、普法战纪三卷、琐载一卷。 由此可见，初撰本主要以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为主。而重订本吸收了传统历史编撰学和 西方历史编撰学的长处，提出以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广志”、“广述”四体配合的 综合体，对传统典志体史书进行改造。尹达先生对《重订法国志略》体例方面的成就， 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重订法国志略》在典志体改造上超过《日本国志》。重订本的编 次如下：卷1至卷10，是纪事本末体和编年体相结合的事目编年。卷11至卷14，是纪事 本末体，依次叙述法国历史上的重大战争。卷15是“摭遗”，记难为专篇的军政大事。 卷16至卷17是“广志”上下篇，略如纪传体中的“志”。卷18是“广述”，吸收西方历 史编撰学的优点，记载民间琐事和社会风俗。卷19至卷24，略同于地理志。内容上，《 重订法国志略》首先突出法国历史的沿革变化。从“开国纪原”、“前加颁的纪”、“ 后加颁的记”、“波旁氏记”，一直叙述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用了10卷的篇幅，可见 作者对法国历史演变的重视，而这在初撰本中并没有列为专篇来叙述。其次，对关系法 国盛衰的国际关系和战争列为专篇来叙述，计有“法英婚盟和战纪”、“法奥战和始末 ”、“法英助土攻俄记”三篇，略去3卷“普法战纪”。因“普法战纪”在《重订法国 志略》修撰时，已有专书问世，故略去不叙，体现了作者的匠心。再次，增加了初撰本 没有的“广志”上下篇，记叙各方面的制度设施，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囊括了政治、经 济、军事、教育等，又增加了中国典志体所没有的内容，如国会、教会、邮政等志目。 最后才是地理志，依次记叙了“法兰西疆域总志”2卷、“法京巴黎新志”、“法兰西 郡县志”2卷、“法国藩属志”。王韬把地理志放在后面，体现了他重史实和制度的编 撰旨趣。他在《凡例》中，对《地球图说》“详于地理，事实未备”表示不满，又对西 方史书“惟纪国俗、舆地、物产”提出质疑，故在《重订法国志略》时，他把历史事实 放在首要位置。
    一部优秀的史著只有经受时代潮流的检验，才可能历经千古而不衰，故历代优秀史家 都把修史作为“名山事业”孜孜以求。为求史书质量，优秀史家数易其稿乃属平常之事 。例如，魏源撰著的《海国图志》之所以能在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跟他数易其稿，不断发展和完善“师夷”思想很有关联。王韬为使《法国志略》成为 “信史”，初撰不久，即有“重为更定”的想法，这是他作为优秀史家“才、学、德、 识”四长兼具的表现。《重订法国志略》之所以体例更加谨严，内容更加丰富，同王韬 具有优秀史学家的素质密不可分。他能根据当时变化的形势，结合法国历史的实际，把 自身不断完善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倾注于重订本中，可以说重订本是王韬早期改良主义 思想成熟的缩影。另外，重订本中王韬对中外史学对象的不同有所省察，他在《重订法 国志略·凡例》中指出中国正史“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天地变异”，西史“则间及民间 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原其始”。这实际上已经开了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 倡导“民史”，批判“君史”的先河。这也是重订本吸收西方史学的精华，对初撰本不 断改造的结果。任何一部史书要想成为不朽的名著，只有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地改造，这 就是我们从《法国志略》初撰和重订的过程中得到的启示。
    二、以史为镜，总结盛衰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对西方的介绍还比较笼统、浮浅，因为他那个时代中西交往主要 通过传教士进行，中国人自己还摆着“天朝上国”的架子。二次鸦片战争的洗礼对国人 的冲击很大，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惊呼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 ”，在“变局”历史观的指导下，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地位，中国强弱变化之“道”，中 国如何向西方学习，如何在世界历史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王韬在记叙法国历史时，也把探索法国兴衰之道和富强之由以为中国资鉴，作为法国 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在本书的《原叙》、《凡例》、《重订法国志略·序言》中反复 声明“以法为鉴”的撰述旨趣，他说：“二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雄阗，人 民之富庶，兵甲之强盛，未尝不叹其外观之好耀也；及徐而察其风俗之奢靡，习尚之夸 诈，官吏之骄惰，上下之猜疑，亦虑其国不可以为国，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 ”（注：《重订法国志略·序言》。）法国表面上十分富庶强大，但实际上早已种下致弱 的祸根。在王韬这里，“强”和“弱”是相对的、变化的，“或谓有国家者，弱即强之 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王韬就是要从法国由强变弱的过程中，总结经 验教训以为具有相同历史境遇的中国“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