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每当前一个朝代的统治结束，后继的政府为了吸取历史经验，要为前一代修史，如此继承绵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典籍，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就是这样形成的。清朝覆亡以后，后继的民国政府很快启动纂修清史工作。经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议决，1914年3月9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设置清史馆，聘赵尔巽为馆长，“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注：《大总统袁世凯设置清史馆令》，见《政府公报》660号。）。（赵尔巽为汉军旗同治进士，曾任清山西、湖南等省巡抚，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死后，由柯绍忞代馆长。
        清史馆早期邀请学者136人，后实际到馆工作者86人，另有100多位执行人员。参加撰写工作较多的有：柯绍忞（任天文、时宪志）、吴廷燮（任部分本纪、表、地理志）、缪荃荪（任儒林、文苑传、列传、土司传）、金兆蕃（任清前期列传）、吴士鉴（任宗室、世系表、部分地理志）、袁励準（任列传）、万本端（任礼志、舆服志）、邓邦述（任本纪、光宣列传）、秦树声（任地理志）、章钰（任忠义传、艺文志）、俞陛云（任兵志、列传）、姚永朴（任食货志、列传）、罗惇曧（任交通志）、吴广霈（任邦交志）、张尔田（任地理志、刑法志、乐志、后妃传）、李岳瑞（任列传）、金兆丰（任地理志）、马其昶（任列传）、刘师培（任出使大臣表）、王树楠（任列传）、夏孙桐（任列传）、奭良（任列传）、瑞洵（任本纪）、姚永概（任食货志）、朱师辙（任艺文志）、李哲明（任本纪、列传）、戴锡章（任邦交志、列传）。
        清史馆经费初定为每月十万银元，最高级人士月薪达六百元，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经费时有拖欠扣减，不能按时按额发给，只得向当时的军阀们如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等募捐，左支右绌，勉强维持。至1928年，北伐军将要打到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朝不保夕。《清史稿》全书虽基本竣工，但未经总阅修订，故名《清史稿》，共536卷，约800余万字。由袁金铠、金梁负责刊刻发行，共印刷1100部。后金梁私携其中400部往东北，且私自修改（加入张勋、康有为传，删改艺文志序，增校刻记，其他列传亦有修改），在关外发行，是为“关外本”。清史馆同人在北京集会，反对金梁的擅自修改，另行出版“关内本”。
        《清史稿》出版之翌年，即1929年12月16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之发行，呈文内称：《清史稿》“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注：易培基《呈行政院文》，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并开列《清史稿》之十九项错误：一、反革命。二、藐视先烈。三、不奉民国正朔。四、例书伪谥。五、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六、反对汉族。七、为满清讳。八、体例不合。九、体例不一致。十、人名先后不一致。十一、一人两传。十二、目录与书不合。十三、纪表传志互相不合。十四、有日无月。十五、人名错误。十六、事迹之年月不详载。十七、泥古不化。十八、浅陋。十九、忽略。前七条错误属于政治性错误，后十二条则为学术上、体例上、史实上、文字上的错误。
        国民党政府将《清史稿》“永远封存禁止流行”。这未免太过分。前辈学者孟森、容庚先生为求《清史稿》之解禁，作过较客观公正之评论。平心而论，《清史稿》一书撰写时离清朝覆亡甚近，修史者大多为忠于清室之遗老，有很多谀扬清朝、反对革命之词。且当时清朝档案尚未清理，修史时多根据国史馆稿件，未曾利用原始材料，故价值较逊。又成书仓促，未能统一校改，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故而是一部有缺陷的史书。今天修史的主客观条件与上个世纪初的情况大异，应该利用清室遗留的大量档案，集中人力、物力纂修一部能正确反映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对于《清史稿》一书的缺陷，可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一、立场
        《清史稿》作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不愿意写清朝的覆亡，对清末革命党的活动写得很少。如兴中会、同盟会的建立、民报的出版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是当时政治上的重大事件，《清史稿》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革命活动的零星记载，也语含贬抑，评价很不公正。如写武昌起义：（宣统三年）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乙卯，武昌新军变附于革命党，总督瑞澂弃城走，遂陷武昌……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注：《清史稿》（以下未注书名者均引自《清史稿》），卷二五，《宣统皇帝本纪》，第996页。中华书局版。）。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活动，目为“谋逆”、“作乱”。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伏诛”。如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诏以匪徒谋逆，往往假革命名词，巧为煽诱”（注：卷二四，《德宗本纪二》，第959页。）。同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死巡抚恩铭，该书称“安徽候补道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锡麟捕得伏诛”（注：卷二四，《德宗本纪二》，第959页。）。又称“武昌乱起，各省响应，朝论纷呶”（注：卷四七○，《良弼》，第12799页。）。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清史稿》载“会川乱起，（赵）尔丰还省……尔丰至成都察乱已成……重庆兵变，会匪蜂起……商民请尔丰出定乱”（注：卷四六九，《赵尔丰》，第12794页。）。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清史稿》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注：《清史稿》（以下未注书名者均引自《清史稿》），卷二五，《宣统皇帝本纪》，第103页。中华书局版。）。民国已建立，政府已组成，临时大总统亦选出，但不书孙文之名，遗老们系用春秋笔法蔑视中山先生，故意不写他的名字。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统治的领袖，《清史稿》上孙文之名仅见一次：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注：卷二四，《德宗本纪》二，第948页。）。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为大逆不赦，这样才提到了孙文之名。
        相反，凡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冯汝骙、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军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注：卷四六九，《恩铭》，第12790页。）。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民国的心态。
        再《忠义传》中列有梁济（梁漱溟之父）、王国维二人，称两人是因清朝覆亡而投湖自杀的，故列入《忠义传》。但是梁济投净业湖自杀在1916年，已在清亡后四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在1928年，已在清亡后十六年。清朝灭亡的时候，梁济、王国维为何不自杀？而等待那么长时间才自杀，梁、王自杀的原因至今不明，怎能断言是为清朝“殉国”？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民国二年称癸丑，民国三年称甲寅，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其正朔。《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不承认民国，诬蔑辛亥革命，所以易培基请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它“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流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注：易培基《呈行政院文》，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