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清史稿》错漏甚多的原因：第一，修史者大多为清朝遗老，虽受民国礼聘，但思想感情上留恋灭亡的清朝，对民国没有好感，写作时亦图避免过分得罪民国政府。对清末革命党活动尽量少记，但又不能不记，故笔底常流露其真实感情，反对民国、同情逊清，故而遭到北伐后国民党政府的封禁。
        第二，《清史稿》写作时，清代档案尚未整理，亦未为世人所共知，故谈不到利用档案。修史者仅根据清代国史馆中所写底稿与其他书籍编纂而成，史料使用之范围有限。
        第三，修纂过程前松后紧，定稿仓促，没有总阅修改的负责人，故繁简失当，内容前后矛盾，错误百出。
        《清史稿》虽有以上所说种种错误遗漏，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但一部八九百万字的大书要挑拣错误肯定会不少的。我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已有《清史稿》一书，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再修清史，故而不惮烦琐，缕述此书的种种缺陷，以见新清史纂修之必要。但我不是一笔抹煞，说它毫无是处。《清史稿》根据国史馆稿本编成，而国史馆稿本是由清朝许多代的学者集体编撰、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所写各种传记、志、表，很多是亲历其事，亲见其人，见闻较近而真切，有些内容较以往史书为胜，如《地理志》所载疆域，很多是前史不载而经实地测量者；《灾异志》所载为水旱蝗疫，较少记载迷信祥瑞之事（亦有少量一妇产四男、龙见于天等可不必记）；又为自然科学家开辟《畴人传》，创前史未有之新。《清史稿》的文体用文言，修史者皆功底深厚之知名文士，故行文简练、清晰、流畅，后人颇难达到他们的文字水平。前辈学者孟森、容庚、金毓黻等建议此书开禁。孟森先生说：“总之，《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即将来有纠正重作之清史，于此不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尚论。”（注：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载于《国学季刊》，四卷三期，民国二十一年九月。）金毓黻先生说：“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将蒋、王、潘、朱四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赅备，囊括以成一代大典，信足以继前代正史之后而同垂于奕祀矣。第其书令人不满者亦有多端，其一则诸志实未备作，列传多有缺遗。其二则仓卒付印，错讹太多，而于原稿亦刊削未当。其三则书中时流露遗民口吻，与往代修史之例不合。”（注：金毓黻《读清史稿札记》，载于《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三号，民国三十七年八月。）
        可见《清史稿》既是“不满人意”、应该“纠正重作”的有重大缺陷的著作，又是“采摭甚富，史实赅备”、“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的史书。将来重修之新清史可以和清史稿并存相互参证。二十四史不乏这种并行不悖的事例。如刘昫修《唐书》，薛居正修《五代史》，因篇幅繁冗，故欧阳修又修成《新唐书》、《新五代史》，其后新书流行，刘、薛所修书反而晦没不传，至乾隆时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从此，新旧《唐书》、《五代史》四书并列于二十四史中。明宋濂修《元史》讹误甚多，清末柯绍忞又重作《新元史》，与《元史》并行，北洋政府把《新元史》列为二十五史。我认为新清史如能启动修成，亦可与《清史稿》并行成二十七史。《清史稿》虽有重大缺陷，但这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参加修史的人已尽了极大的努力，而《清史稿》本身亦有相当之学术价值，未可一笔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