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容
        晚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这是历史上的大事，《清史稿》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既看不出侵略者的凶狠，也看不出清朝的卖国。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注：卷十九，《宣宗本纪三》，第687页。）。《耆英传》中稍详细，“英人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耆英等与英将濮鼎查、马利逊会盟于仪凤门外静海寺，同签条约……和议遂成”（注：卷三七，《耆英》，第11505页。）。寥寥几十个字，只提到赔款通商，而对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并未提及。
        又如中国的海关为外国把持，英人赫德长期任总税务司，掌握国家之锁钥，门户洞开，利权尽失，而《清史稿》对海关主权的丧失全无记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又如，新疆于光绪十年（1884）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1885）建行省，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而《清史稿·地理志》直隶篇中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光绪）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注：卷五四，《地理一》，第1891页。）。这里把台湾、新疆建省提前到同治年间。而《地理志》福建篇中又称“光绪十三年，升台湾府为行省”，又把台湾建省推迟两年，这都是不应有的错误。
        修史者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对外国不了解，错误最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注：卷一五三，《邦交一·俄罗斯》，第4484页。）。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尚远，而崇奉东正教，不是天主教。修史者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也不甚了解。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而《清史稿》仅设立《交通志》以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四项概括了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的上海制造局、开滦煤矿、黑龙江漠河金矿、云南个旧锡矿、汉冶萍企业、张之洞开办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厂、上海纺织局、华盛纱厂、台湾的基隆煤矿以及张謇开办的大生纱厂、荣宗敬、荣德生的茂新面粉厂、张振勋的张裕酿酒厂等一大批近代工矿企业均视而不见。即在轮船一项下亦只记载了轮船招商局，而遗漏了中国造船工业之始的福建船政局。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工矿企业十分重要，标志着清末近代化的艰难起步，而《清史稿》偏偏忽略不记。近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极为巨大，《清史稿》均无记载，这些都是重大的遗漏失误。
        李鸿章是清末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凡工厂、矿山、电报、铁路事业以及新式海军大多由他一手创办，晚清中国和外国交涉谈判、签订条约大多亦由他主持。《清史稿》中《李鸿章传》，大部分篇幅叙述李如何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其他只占小部分篇幅，轻重倒置，很多重要东西也遗漏了。
        还有由于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在《时宪志》中编进了三卷八线表，这是初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写在历史书中，实属不伦不类。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注：卷三六四，《阮元》，第11423页。）。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修史者可能对此书未曾寓目，故而误认为仅是记载清代科学家的书籍。
        三、体例
        清朝统治期内，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共十八年，以及太平天国政权十四年，按传统史书应设《载记》以记其事。《清史稿》处理草率，南明政权只设立三个传记，即《张煌言传》、《李定国传》、《郑成功传》，而太平天国只设《洪秀全传》，重要人物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玕均未立传。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载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不记，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是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朝为止，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传教士被全部赶跑后，天文失载，资料缺乏，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列传的设置十分凌乱，一人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陈撰），以前《元史》因译名杂乱，一人多有二传者，共十三人。顾炎武、朱彝尊、赵翼、钱大昕均批评《元史》体例混乱，而《清史稿》无译名之杂，一人二传之误，较《元史》更甚。
        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吕留良、谭钟麟均无传，又如严复是晚清思想家，翻译《天演论》等名著，介绍西方文化到中国，对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毛泽东主席评论晚清人物，列举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四人，而《清史稿》不为严复立专传，只在林纾之下列严复的附传。
        《清史稿》的列女传，开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受政府表扬。所谓“清制，礼部掌旌格孝妇、孝女、烈妇、烈女、守节、殉节、未婚守节，岁会而上，都数千人”，内容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夫死殉节，是封建的糟粕。
        《清史稿》卷二七二，列汤若望、杨光先、南怀仁在一起。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比利时人，放在一起，已有不伦不类之感。《清史稿》既为外国人立传，那末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外国人何止汤若望、南怀仁二人。其他如清朝中期的郎世宁、蒋友仁，尤其是清朝晚期的德璀琳、汉纳根、丁韪良、李提摩太、傅兰雅等人，《清史稿》何以均不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