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事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如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子，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注：卷一六三，《皇子世表三》，第5042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又称，“弘曕、弘昐均世宗第六子，福宜为世宗第七子”（注：卷一六五，《皇子世表五》，第5202、5204页。）。误。世宗岂有两个第六子。按：弘曕为第六子，弘昐则为第七子，福宜为第八子。又《诸王列传》称：“信宣和郡王多尼，多铎第一子，信郡王董额，多铎第二子”（注：卷二一八，《诸王四》，第9037、9038页。）。误。多尼应为第二子，董额应第七子。又《职官志》载“咸丰间，复命恭亲王入直，历三朝领班如故。嗣是醇贤亲王、礼亲王、庆亲王等踵相摄”（注：卷一一四，《职官一》，第3270页。）。误。按醇亲王奕譞曾主持总理海军衙门而从未进入军机处。又《职官志》载“康熙元年，诛内监吴良辅”（注：卷一一八，《职官五》，第3425页。）。按吴良辅被杀在顺治十八年，非康熙元年。又《职官志》载“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注：卷一一九，《职官六》，第3445页。）。误。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设立在咸丰年间，并非光绪时。又《公主表》载宣宗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注：卷一六六，《公主表》，第5298页。）。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随英公使额尔金为行营参赞”（注：卷一五四，《邦交二》，第4526页。）。误。按：里国太亦译李国泰，李国泰曾任中国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毫无关系。最荒唐的是《忠义传》叙太平天国时，浙江诸暨县所属包村，抗拒太平军“相持八九月，大小数十战，毙贼十余万”，“合村死者，盖六十余万人”（注：卷四九三，《忠义七》，第13653页。）。小小的包村作战双方，死者合计七十余万人，比起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屠杀我国三十万同胞，数目还要增加一倍多，这样明显的夸大失实之词，还能称得上信史吗？
        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仅阅太祖、太宗、顺治、康熙本纪七卷，其错误之处极多，如《太祖本纪》“丁未春正月，瓦尔喀斐悠城长穆特黑来”（注：卷一《太祖本纪》，第7页。）。应作“策穆特黑”。“二月癸未，上还辽阳，辽阳城圮”（注：卷一《太祖本纪》，第14页。）。辽阳城圮于三月，非二月。《太宗本纪》天聪三年春十一月，“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屯沙窝门”（注：卷二，《太宗本纪一》，第29页。）。应为广渠门。天聪四年正月，“其帅明兵部尚书刘之纶领兵至”（注：卷二，《太宗本纪一》，第31页。）。刘之纶应为兵部侍郎，战死后追赠尚书。天聪五年九月“明太仆寺卿监军周春、总兵吴衮、钟纬等，以马步兵四万来援”（注：卷二，《太宗本纪一》，第36页。）。钟纬应作宋纬。《世祖本纪一》顺治二年六月“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注：卷四，《世祖本纪一》，第97页。）。李自成为地主武装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注：卷四，《世祖本纪一》，第99页。）。唐王名朱聿键，非朱聿钊。顺治三年八月“杀故明蜀王朱盛浓”。朱盛浓为楚王非蜀王。顺治六年八月“以张孝仁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注：卷四，《世祖本纪一》，第116页。）。张孝仁应为张存仁。顺治十七年六月“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魏裔介以罪免”（注：卷五《世组本纪二》，第166页。）。时魏裔介官左都御史，非大学士。《圣祖本纪》顺治十八年十月，山东于七起事，“命靖东将军济世哈讨平之”（注：卷六《圣祖本纪一》，第167页。）。济世哈应为济席哈。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注：卷六《圣祖本纪一》，第173页。）。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三年九月，“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率师赴江西”（注：卷六《圣祖本纪一》，第188页。）。喇布率师赴江宁，非江西。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注：卷六《圣祖本纪一》，第198页。）。吴三桂称帝应在本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正月，“伪巡抚张文等迎降”（注：卷六《圣祖本纪一》，第202页。）。应为张文德，漏一“德”字。同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注：卷六《圣祖本纪一》，第202页。）。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扎副之”（注：卷七，《圣祖本纪二》，第229页。）。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康熙三十六年“振平将军、湖广提督徐治都卒”（注：卷七，《圣祖本纪二》，第第247页。）。振平应作镇平。康熙四十一年五月“先是，廉州府连山瑶人作乱”（注：卷八，《圣祖本纪三》，第260页。）。廉州府应为广州府。康熙四十八年十月“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俱为贝勒”，应为贝子非贝勒。以上所引太祖、太宗、顺治、康熙四帝《本纪》共七卷中错误十八处，是汪宗衍先生在《读清史稿札记》中所摘，无怪汪宗衍先生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牴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注：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
        最近我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几位教师和博士生校勘了十多篇《清史稿》的列传，每篇都有很多错漏之处。《李鸿章传》全文不到八千字，错漏或有问题的地方达二十六处，平均三百字即有一处错误，依此错误率推算，《清史稿》不到九百万字，全书错漏可能达三万处。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有三万处错漏，而只是说明其错误之多。听说台湾出了一本《清史稿校注》，主要是校勘其错误，注释其遗漏，全书达一千二百余万字，因我未曾寓目，不能评论。但全书字数竟达一千二百万字，可见《清史稿》错误遗漏确实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