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风行一时的实用主义哲学由于自身的缺陷与各方的挞伐，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文化流派，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号召力和诱惑力。然而，其中的方法论因素却在学术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发挥。许多学者在世界观层次上对实用主义哲学持保留态度，却能在方法论层次上接受它。本文拟分别就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领域，探讨一下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影响。
    1.实用主义哲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历史学最为重要的影响，应数新史学的诞生。
    中国近代的新史学由梁启超首倡。1902年，梁启超作《新史学》一文，表达了他对传统史学的失望和不满。文章中浸透了一种从专制王权下苏醒后对平民史观的强烈向往，平民史观即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基点和起点。梁启超认为浩如烟海的传统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中国的史籍“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①但是，他丝毫没有触动作为传统史学内核的经。创设新史学，必须进一步对“经”发难，这项工作是由胡适等人完成的。
    此后，当杜威一行来华大肆宣扬实用主义时，也直接涉及到新史学的问题。如杜威夫人在一次题为《历史学的研究》的演讲中，就曾说道：“我们所需求的是新的活历史，我们所谓的活历史，不是仅仅留心少数人的行动为几个帝王英雄豪杰做年谱。乃是要留心全体人民的生活”。②杜威来华之后，中国学术界建立“新史学”的呼声甚高，这不能不说同杜威等人宣传的“平民史观”有关。如陶孟和在《新青年》杂志八卷一号上发表《新历史》一文，认为“人的知识的价值在乎应用在人生上，假使不能应用只变为贵族阶级知识阶级的装饰品，那就没有普通的价值”。这种以功用判断价值的标准，即是受“平民史观”的影响，也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色。在文章的结尾处，陶孟和就引用了杜威的一句名言：“读历史是明白现在不是解决现在。”
    然而，杜威等人毕竟不是研究历史的专家，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更为直接的影响，是通过与杜威同时代的美国历史学家鲁宾逊（1863～1936年）而实现的。鲁宾逊的历史观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他认为历史学的功用即在于为现实和以后的进步服务。鲁氏的代表作《新史学》最早由何炳松译成中文，对2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影响还是相当深远的。
    当然，无论是杜威夫人关于新史学的演讲，还是鲁宾逊揭示实用主义目的著作，其作用只是营造了一种“平民史观”的氛围。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突破“经”的藩篱，由旧史学走向新史学，还是由胡适等人在这种“平民史观”的氛围之下，利用实用主义哲学所特有的批判精神和演绎方法而完成的。具体而言，中国新史学的诞生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由胡适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③，并对诸子的产生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从而粉碎了“六经”的神圣地位；接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胡适的影响之下，对整个中国古代史进行澄清。这中间，胡适对“六经”发难受到实用主义影响，是勿庸置疑的，因有胡适的《留学日记》为证。但实用主义对“古史辨”派的影响，却值得具体分析。
    “古史辨”派（即冯友兰后来所说的“疑古派”），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术团体，它的成员仅在用进化的方法重新考辨古史的真伪上有着某种默契。事实上，“古史辨”派内部存在着很严重的分岐，如对待“唯物史观”，就有不同的态度。但作为“古史辨”运动发起人的胡适、顾颉刚主要是受到实用主义“逻辑”学派的影响，而且只是从中抽取出“假设--证明”的方法。
    考辨古史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一股经久不衰的学风，到1941年，《古史辨》一书已出至七册。虽然它在形式上承接了清代考据学派的余绪，但在观念上已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古史辨”派对“六经”的审慎的考辨，对孔子的历史的评价，其启蒙性的积极意义已经超出了史学领域。建立“新史学”必须首先整理旧史料。“古史辨”运动为“新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史料基础。或许其它某种哲学思想也能促成同样的功效。但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建立之前，只有实用主义承担了这项责任。
    2.实用主义哲学对文学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内容乃至作家的创作态度上。
    在新文学建立之初，胡适发动“白话文运动”即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理论凭籍。后来胡适在回忆文学革命开始的历程时，以一首题为《尝试篇》的白话诗来表达其实验主义的文学观，诗中写道：“‘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这首诗所表达的“尝试”的意旨，与其说是胡适的文学观，莫如说也是他的人生观。确实，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首先是从“尝试”中获得勇气，然后遵循了“尝试”的程序。但是，“尝试”只能说是胡适对文学，或者极而言之，对人生的态度，并不能反映他对整个文学的主张。胡适对文学的主张，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形式的改良，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其实，他也关怀文学内容的改良。胡适那篇白话文运动的檄文《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八事”，其中二事：“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即涉及到文学内容的改良。但是相对而言，胡适还是强调文学形式的改良。他在解释个中缘由时说：“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新文学。若要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典，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使它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⑤”胡适在《新文学运动小史》一文中，更为详细地阐明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他说：“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⑥”不论是“活的文学”，还是“人的文学”，都同实用主义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胡适以杜威实验主义的怀疑态度和试验的方法为理论凭籍发动白话文运动，创立了“活的文学”，那么实用主义哲学所蕴含的人本主义思想也有助于打倒“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