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后第一个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文学内容的改良，他在1918年发表了《人的文学》，呼吁“文学要以人道主义为本”；未几，又推出《平民文学》，高揭“平民文学”的旗帜，认为文学要“记载世界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说“切己的事”，表达自己的“真意实感”，赞赏文学”只须以真为主”的“为人生的艺术派”，反对“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⑧。周作人同胡适私交甚笃，在学术和政治上两人都有不少共同语言。因这层关系，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某些观点难免也影响到周作人对文学的态度，如周后来说过：“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⑨”这段话所透露出的是一种对创作自由的渴求。虽然周作人未明确表明其相对主义真理观，但这种反对“主义”干涉文学的态度是与胡适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一脉相承的。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实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多的是这种反对“绝对真理”指导创作的自我意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夭折，新文学内部也产生分化。受胡适影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1923年在北京成立新月社俱乐部，代表人物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刘梦苇、梁实秋等人。“新月社”的成份很复杂，但作为一个群体，其文学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具体表现便是它渗透着一股强烈的自我意识。1928年《新月》月刊问世，在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徐志摩写道：“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任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化成冬烘的雍种，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发现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和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⑩。这种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点，强调现实需要和思想自由，都是实用主义哲学某些基本原则的显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倾向，大量文学作品成为宣传的工具。但是，这种倾向并非实用主义哲学使然，而是通俗实用主义的外在表现。总之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除了其方法论曾运用于“白话文运动”和古典文学研究外，主要激发了一部分作家的“自我意识”。
    3.实用主义哲学对教育学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对旧中国教育学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它学术领域。民国初年，蔡元培倡导的“实利主义教育”和黄炎培推行的“实用主义教育”同实用主义哲学只不过存在外在的偶然的联系。实用主义哲学对教育学真正施加影响是始于新文化运动以后。
    1918年前后，美国的“设计教育法”传入中国，并在教育界风行一时。“设计教学法”是实用主义教育的一种教学制度，为杜威的追随者克伯屈等人所创。这种教学制度主张由学生自发地决定学习目的和内容；在学生自己设计、自己负责实行的单元活动中，获得有关的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清末以来，教育与生活脱节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些有识之士曾经提出过种种改革方案，如“军国主义的教育”、“预备本位的教育”等等，但收效不大。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四处宣扬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令整个教育界耳目为之一新。时人朱兆萃在《实验主义与教育》一书中记道：“自民国八年杜威亲自来华讲演后，一般研究教育者，无一不受其学说之熏陶。全国教育状态，为之一变。‘设计教学’、‘道乐顿制’几乎无处没有此呼声。可以说一句，现在吾国教育家所讲教育主义者，差不多限于此部分，未尝闻有其他相反或相异的教育的主张。（11）”
    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是中心”、“从做中学”。按照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解释，“教育即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要使经验的意义格外增加，要使个人主宰后来经验的能力格外增加。（12）”旧中国教育界较有影响的人和事，如“职业教育运动”、“生活教育运动”等，都能找到明显的经验论的痕迹。如陶行知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丝毫没有削弱经验主义的倾向，反而更为强化。如同黄炎培将“职业教育”修改为“大职业教育”，陶行知的颠倒词序也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想突破学校的界线，将一种教育思想放大为政治主张，另如陈鹤琴（陶行知的合作者，曾于191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提倡“活教育”。“活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13），这其实是杜威“Laerning by doing”（“从做中学”）的翻版。陈鹤琴认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主张大家去向大自然、大社会学习，就是希望大家能把过去‘书本万能’的错误观点抛弃，去向活的直接的‘知识宝库’探讨研究。（14）”“活教育”的教学不重视班级授课制，而重视室外活动。着重于生活的体验，以实践为研究对象，以书籍为辅助的参考。这里无不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
    清末民初以来教育脱离生活的现象为国人所痛恨；而要造就新的国民，以普及教育为救国之方，最简单迅捷的办法莫过于传授生活经验。这两层原因决定了实用主义教学中经验论的流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陈鹤琴的“幼稚教育”都无一例外地由此而发。
    与史学界和文学界不同，实用主义哲学对于中国教育界，不仅有理论作凭籍，还可以套用现成的方法。“道尔顿制”是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H·HParkhurst）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从1922年10月起舒新城在上海吴淞中学试行这种制度。废除课堂讲授，将教室改为各科作业室。经过他的努力，“道尔顿制”逐渐为教育界所重视。舒新城还翻译了大量有关“道尔顿制”的著作，主要有《道尔顿制概观》、《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研究集》和《道尔顿制浅说》。
    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深远流长。但是，如同它在哲学领域中的命运一样，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弊端一开始就得到某些有识之士的认识和矫正，他们主要批评实用主义教育学的经验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