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关系。专著有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韦兵《竞争与认同：从历日颁赐、历法之争看宋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民族研究》5期）认为，10-13世纪，华夏地区有宋、辽、金等几个相互竞争、边界变动的正朔颁布中心，历法的颁受折射出民族政权间政治、文化的复杂关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认识华夏认同、朝贡体制形成和维系的一些细节。范家全、吴晓萍《两宋与辽金外交之比较--以盟约和国书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3期）从两宋与辽、金之间的外交文书人手，探讨了外交盟约的缔结、国书的往来及其交接礼仪等几个方面，反思了宋代外交的得失及教训。赵永春《试论“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期）认为，“澶渊之盟”有关“兄弟之国”的约定对宋辽百年和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有关“岁币”的约定以及双方领土利益的驱使，又为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宋辽关系的破裂。赵永春《“澶渊之盟”对宋金和战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1期）指出，“澶渊之盟”的“求和”精神被宋徽宗、宋钦宗和宋高宗视为处理宋金关系的典范，但宋高宗等人则从消极方面吸取“澶渊之盟”的经验，不惜屈己求和，这是不应该肯定的。陶玉坤《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安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4期）指出，赐与田宅是北宋安置契丹归明人最普遍的措施；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后代实行恩荫政策，归明人子孙在恩荫制度下可以继续享有录官、赐田等优惠政策，表明了北宋对契丹归明人政策的连续性。杨小敏《宋人对辽朝的畏惧心理和“燕云”情结》（《史学集刊》5期）认为，宋人对于辽朝始终有着畏惧的心态，并导致了长期的屈辱外交，只有收复燕云才可以摆脱这种屈辱感，这也是宋人的“燕云”情结。汪天顺《北宋对西北民族政策的转变及其指导下的西北边疆经营述评》（《贵州民族研究》3期）指出，北宋的西北民族政策及其对西北边疆的经营经历了由积极到消极被动、再到积极主动的变化过程，其经营方式也由单一的土地开发转向全方位的综合经营。李清凌《北宋治理西北边疆民族的思想和实践》（《河西学院学报》1期）认为，宋朝政府对待西北少数民族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重内轻外，疏于防备到积极设防，再到控蕃御夏、开边拓地的战略思想转变过程，同时摸索出一些新的管理措施。林文勋《宋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创新及其历史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从商品经济史的视角，分析了宋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创新及其历史地位。游彪《小人物与大历史：一个被遗忘的北宋将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期）通过考察郭景脩的墓志铭，探讨了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吐蕃、西夏王朝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深远影响。杨文《试论河湟区域民俗及宗教文化形态对北宋制夏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期）认为，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重视利用河湟吐蕃及汉传民俗、宗教文化，求得吐蕃民族对汉宋文化的认同，平息和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以期最终达到经制西夏的目标。杨晓青《北宋王朝与西北边陲吐蕃间的“贡赐贸易”摭议》（《中国藏学》4期）认为，北宋王朝与西北边陲吐蕃部族间的“贡赐贸易”，鲜明地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汉族统治者所受的“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义利观”的深刻影响。 二、经济史财政。程民生出版了专著《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对宋代的各种物价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曹福铉《宋代米价变动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认为，政府的市场介入、战争和大小动乱、自然灾害、供给不平衡以及货币制度的紊乱等原因，造成了粮食价格的暴涨。王青松《从刘整叛宋论南宋的“打算法”及其末期的军政危机》（《西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打算法”是挽救南宋中央财政危机和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措施，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二者的尖锐对立导致刘整叛宋。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钱荒”成因再探》（《湖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代铜钱的名义价值即实际购买力长期低于其实际价值，结果导致铜钱的销熔、外流和沉淀等痼疾不仅不能舒解，反而愈演愈烈，而政府赋税的货币化与严厉的“铜禁”和“钱禁”法令，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加剧了流通中铜钱的缺乏。尹向阳《宋代政府市场管制制度演进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考察了宋代市场管制机构、准人管制、价格管制等具体情况，探讨了宋代市场管制的演进及其新特点。魏天安《北宋前期东南茶法沿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着重探讨了东南茶法历次变革的内在联系及其以茶作为支付物时的折价率。 农牧业与田制。李文涛《制度抑或现象：南宋时期的稻麦复种制》（《南都学坛》3期）认为，南宋时期有条件的地区偶尔出现稻麦复种现象，但是当时大部分地区晚稻的收割还是在十月左右，加以主户的反对和稻麦复种的收益不大，所以并没有形成稻麦复种的制度。张显运《北宋官营牧羊业初探》（《辽宁大学学报》5期）、《简论宋代牧驴业及其社会效益》（《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3期）分别探讨了宋代的牧羊业与牧驴业。徐东升《唐宋麻布生产的地理分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探讨了唐宋时期麻纺织分布的州府以及麻纺织技术、麻布产量、质量的分布等问题。姜密《宋代地方政府与国有土地产权制度变革》（《河北学刊》5期）考察了国有土地在出租、买卖中存在的弊端，并分析了其原因。姜密《试论宋代“系官田产”的产权变动与“亲邻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由唐至宋，国有土地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附着在田产之上的“亲邻关系”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其变化呈淡化趋势。耿元骊《“土地兼并”与唐宋间地权的流变》（《辽宁大学学报》4期）认为，唐宋间的所谓“土地兼并”是“反复进行”的低水乎重复，其实质是“换手”，是权势者对失势者和“公共土地”的掠夺，而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掠夺。 赋役。吴业国、王棣《南宋县级税赋征收体制检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剖析了县级官方税赋征收制度中乡都役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了宋代县乡基层税赋征收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刁培俊《从“稽古行道”到“随时立法”--两宋乡役“迁延不定”的历时性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认为，两宋期间，乡役制度在“稽古行道”的外在口号下“随时立法”，以致前后不但有役名上的反复和叠压，也有差役、募役和名募实差等差派方式的变化。刁培俊《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南开学报》1期）认为，两宋乡役是与乡村“行政区划”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一个历史专用名词，它不仅体现为皇权的“神经末梢”，同时也是具有以民治民的“民治”意味的乡村管理体制。王丽《宋代的豪强形势户》（《天中学刊》3期）对两宋不同意义上形势户的身份特权及其在乡村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谭景玉《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山东大学学报》6期）认为，宋代乡村社会不是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梁建国《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南都学坛》2期）认为，从唐中后期开始，里正在乡村的职责蒞围不断缩小。在北宋前期，其职责由在乡村催税等事务转向被派往州县承相衙前，到了至和年间被彻底废罢。 地域经济。葛金芳《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兼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路向的转折发生于南宋时期》（《浙江社会科学》9期）认为，唐宋之际的立国态势和经济格局已然发生重大转折，而南宋时期东南地区依恃自身特有的天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济，拓展海外贸易，走出了一条通过商品经济来提高两浙、福建和江南东、西等路人口承载能力的崭新道路。汤文博《宋代江南东路农村经济研究》（《湖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代江南东路农村经济发展可划分为上升、高峰、下降、再上升和衰退五个阶段，而军需负担、赋役博弈、官吏素质、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则是江南东路农村经济曲折起伏的重要影响因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