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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专著有程水龙《<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宏生《北宋书学文献考论》（上海三联书店）。夏微《宋代周礼学文献述论》（《史学集刊》4期）认为，宋代的《周礼》学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内容更加丰富，大致可分为传说、分篇、专著、图谱四类，在训诂上喜与郑、贾立异，并多以义理解经。潘斌《宋代<礼记>学文献综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6期）指出，宋代《礼记》学文献的数量很大，分为论说类和考据义理并重类两大类型，广泛分布于经、史、子、集、丛各部。马丽丽《<困学纪闻>元刻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期）通过考察、分析中日藏书家的藏书志，认为《困学纪闻》在元代确有两种刻本，二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刊刻时间、版本形式不同，真正的元泰定刻本现藏日本，国内所藏元本只有无序跋本，而所谓的“元泰定本”其实是明翻刻本。邓瑞全、李开升《<清异录>版本源流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期）在考察现存主要版本的基础上，大致理清了《清异录》的版本源流，并对各本的特点、优劣作了初步分析。方彦寿《两宋莆田官私刻书考述》（《文献》3期）以刊刻者为线索，对两宋时期莆田的官私刻书进行了考述。雒有仓《宋代学者对族氏铭文的整理与研究》（《文献》4期）论述了宋代学者在族氏铭文整理与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这些成就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失误则是次要的。 其他。路育松《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清华大学学报》6期）以宋初忠节文化建设及困境为背景，考察天书封祀这一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并探讨了其所展现的历史变动及其对宋代忠节文化建设的影响。唐春生《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5期）从雅乐、祭典和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等方面，考察了宋代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的贡献和影响。方建新、王晴《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浙江大学学报》3期）指出，宋代自真宗朝起，创设了为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收藏其御书、御制与诗文著作、书法手迹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 四、社会史士人与社会。专著有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中华书局）、叶烨《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浙江社会科学》9期）指出，宋代地方先贤祠选择祭祀对象的决定性因素是受祭者的声望或学术背景，并在与明代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观察了宋代士人的地域认同观念。高楠、宋燕鹏《宋代富民融人士人社会的途径》（《史学月刊》1期）指出，宋代富民想方设法与士人建立联系，随着以学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成功构建，许多富民家庭实现了由富而贵的转变。张兴武《宋初隐逸研究》（《文史》3辑）讨论了宋初隐逸群体的境遇变迁、教育业绩、学术贡献及隐逸诗风的南北差异等问题。梁建国《北宋东京的士人拜谒--兼论门生关系的生成》（《中国史研究》3期）考察了北宋东京的士人拜谒现象，进而探讨了拜谒活动所生成的三种门生关系。 灾疫与救济。石涛《北宋政府减灾管理投入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相关史料进行量化分析，得出了北宋政府灾害管理投入的总量。王菱菱、王文书《论宋政府对遗孤财产的检校与放贷》（《中国经济史研究》4期）分析了宋代遗孤财产检校与放贷制度的发展及实施过程，并评价了宋政府的作用。韩毅《宋代西藏的地震灾害及其应对措施》（《中国藏学》3期）梳理分析了宋代西藏地震的时间、位置、强度、次数、构造体系等，探讨了地震造成的灾害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和寺院对震灾的应对措施。郭文佳《宋代地方医疗机构与疾疫救治》（《求索》8期）论述了宋代地方的医疗机构和地方疾疫的救治政策。张新宇《试论我国南方地区的宋代漏泽园遗迹》（《江汉考古》3期）根据几批南方地区出土两宋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和部分考古发现的唐代遗迹，论述了有关制度的渊源与火葬的关系，以及两宋漏泽园制度在南方地区实施的年代、特点和发展演变情况。陈鑫《北宋蝗灾浅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4期）从蝗灾灾情、时空分布特点及其防治措施和灾后救济等方面对北宋时期的蝗灾进行了论述。曾雄生《北宋熙宁七年的天人之际--社会生态史的一个案例》（《南开学报》2期）通过考察熙宁七年的事例，展示了古人对于雨水的认识，探讨了社会在面对灾害性天气时所做出的反应。另外，还有李华瑞《北宋治理黄河的技术和费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三秦出版社）。 宗教与信仰。专著有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皮庆生《论宋代的打击“淫祀”与文明的推广》（《清华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宋代朝廷、地方官员、士人对淫祀的态度及其同异，探讨了打击淫祀与社会变迁、文明推进之间的关系。范立舟《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之关系--以宋元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5期）探讨了宋元时期的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的关系。彭鹏《宋代的五通神信仰--初探<夷坚志>中的五通神》通过分析《夷坚志》中关于五通神的记载，再现了宋代的五通神形象，进而考察五通神与佛教的渊源以及宋代五通神信仰的接受心理。李志鸿《天心正法与两宋道教的斋醮之变》（《世界宗教研究》1期）以天心正法为中心，指出两宋是道教斋醮法术的转变时期。 家族与宗族。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唐代以前的家族组织以北方政治型的世家大族为主要形态，宋代以后血缘型的家族组织成了普遍形态，并且主要存在于东南地区；其变化主要是缘于家庭组织自身发展的结果。尉艳芝《宋代赵州宋氏家族盛衰原因初探》（《中华文化论坛》3期）认为，宋氏家族盛衰的原因既有自身的因素，也同宋代的政治、经济、战争环境以及重文政策密切相关。远藤隆俊《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以苏州范氏为中心，从宋代士大夫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家族、宗族的侧面，论述了坟墓的分布和迁居，坟墓的择地和风水、阶层、夫妇合葬，坟寺和祖先祭祀，以及祠堂的管理、运营等问题。游彪《建构和谐：宋儒理想状态的家庭邻里关系》（《上海大学学报》1期）认为，宋朝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齐家”理念和“居家礼仪”，而单个的家庭又与宗族、邻里之间逐渐形成为既存在矛盾又利害与共的某种共同体。王善军《共财与家法--宋代饶阳李氏家族探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将李氏家庭作为宋代世家大族的代表，侧重对共财和家法这两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善军《宋代世家大族消费述论》（《社会科学战线》7期）认为，宋代世家大族的消费大体可分为生存性消费、享乐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和公益性消费四种类型。 女性与婚姻。方燕出版有专著《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中华书局），并刊发了一系列论文，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铁爱花《论宋代国家对女性的旌表》（《历史教学》6期）考察了宋代国家旌表女性的类型、程序、方式及社会影响等问题。杨果、陆溪《宋代女性自杀原因初探》（《兰州大学学报》5期）考察了资料所见的121例宋代女性自杀现象，并分析了其自杀原因。朱蕾、任仲书《宋代社会中媒人的活动与影响》（《渤海大学学报》3期）认为，宋代社会中的媒人有了相应的等级种类划分，成婚用媒已由单纯的礼制要求，变为法制规范；媒人除了在沟通两性联系、促成婚姻缔结方面以外，还在传递社会信息、加强人际交流、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产生一定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